乾嘉吴中女性诗群成因初探

乾嘉时期吴中经济文化发达,吴中女学在此时达到了高峰,不仅女诗人数量众多,还出现了三个人数达到10人左右、组织与活动都较为成熟的女性诗人群体,它们是:吴江地区计氏和邱氏家族女性群体、随园吴中女弟子群体和有"吴中十子"之称的女诗人组成的"清溪吟社".而吴中地区发达的经济和开明的思想环境、文化家族的联姻及家族文化对女性诗才的培养、名士为师积极提携奖掖,以及女性诗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这些女性诗人群体生成的重要因素.     

乾嘉之际女性作家的文学交游关系及其意义——以骆绮兰为例

乾嘉之际,女性文学圈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闺秀作家的从师行为与结社活动.女性拜男性文士为师并且作为文学群体出现于公共领域,可以说标志着女性文学逐渐突破其家族性而强化了社会性.闺秀作家骆绮兰的文学交游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随园女弟子,她通过袁枚等名士获取文学声誉并构建广阔的社交网.她甚至自由地走出闺阁与各界人物交流.同时,她还与各地的闺秀作家结社.其女性社团并不过多依靠男性"援助者"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这一切都说明此时女性作家自己已开始寻找途径与外界沟通.当然,骆绮兰所代表的女性文学活动的新模式当时并未得到全面认同.     

红妆也操觚——袁枚与女性文学

清代文学家袁枚重视对女性进行教育，他反对世俗对女性的偏见，认为学习不是男儿的专利，女子也一样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力。袁枚言必行，行必果，为女性创造学习条件，招收女弟子，编《随园女弟子诗选》，对女性诗作大加赞赏与扶持，否定了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于今也有现实意义。     

园林雅集与闺阁社群——论清代随园女弟子之诗画空间

传统的女性教育资料显示,古典女性教育侧重女德教育,可是,明清文学作品却展示这一时期的女性活动实际上突破了这一藩篱。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即公开广收女弟子,师生流连唱和,特立独行,引人注目。保存至今的《随园女弟子诗选》及袁枚的一些作品,生动地呈现了女性书写与特定"空间疆域"的复杂关系及其丰富意涵,这批闺阁社群、闺媛才女拓展了女性活动的文化空间,显示了传统女性活动的新动向。     

月泉吟社的寓名、成员及诗集版本考证

月泉吟社是民间的一次文人结社,首次采用了寓名形式征诗比赛。寓名是月泉吟社形式上的最大特色,也给后世研究留下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月泉吟社采用寓名征诗的原因,二是月泉吟社部分成员的考证,三是《月泉吟社》的版本传承源流。对邓草径与田起东进行重新考证,二者实为同一人。通过目验比较和文献分析,《月泉吟社》自元至清在刊刻流传过程中版本传承脉络为:元代在吴氏家族中流传,明代及以后则是正统本→正德本→嘉靖本→汲古阁本、诗词杂俎本→丛书集成本。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     

南宋临安吟社刍议

南宋后期，以杨缵、张枢为首的临安词人成立了吟社。吟社词人崇尚姜夔，作词审音协律，炼字琢句，追求高雅的审关情趣和艺术化的生活态度。鉴于此，对临安吟社词人的家庭背景、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及临安吟社的发展流变及其在词学发展史上之定位进行了初步探索。     

施士洁与海峡两岸诗社的发展

通过对离台内渡的台湾进士、作家施士洁与海峡两岸诗社文学活动的考证,论述了施士杰对婆娑仙籁吟社、菽庄吟社、寄鸿吟社等诗社发展的贡献。以此证明台湾和祖国大陆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从而使“文化台独”的言论,不攻自破。台湾和祖国大陆都是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的。     

《申报》与近代上海早期文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以“聚星吟社”为中心

《申报》创立初期,主笔蘅梦庵主以报纸为平台,聚集寓沪文士成立聚星吟社.在报纸的参与下,吟社社集方式更灵活、自由和开放,表现出诸多创新特色.聚星吟社有意凸显上海文人的群体意识,塑造上海的文坛观念,某种程度可视为现代文学社团的萌生.社集诗作具有鲜明的上海都市背景,表达了上海文人的自身体认,标志着一种新的写作风向.     

绍兴的文人结社(续)

三、明永乐年间的“鉴湖吟社”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朱纯,字克粹,与罗颀、张皓相结鉴湖吟社”。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十四作“鉴湖诗社”,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作“鉴湖吟社”。郭绍虞先生考定结社活动当在永乐二十二年期间(见《照隅室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