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对法政策

中法战争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在近代史上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急于求和,屈辱地接受了有利于法国的议和条件。研究者一般认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投降卖国”政策是造成这次外交失败的原因。对此,笔者提出一点新的看法。中法战争后期中国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主要是指1885年3月24日的镇南关大捷和29日的谅山大捷。这两次大捷也就是茹费理内阁在3月30日垮台的直接原因。旧论认     

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

1902年后,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当时,负责英国政府进行修订“商约”谈判的     

“单独对英”外交策略与《汉案协定》签订

1927年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代表欧马利在《汉案协定》上签字井换文,这样,自1月5日收回的汉口英租界有了法律保障,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被认为是在"中国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①。《汉案协定》的签订和汉口英租界的收回,是因为国民政府自建立之初就制定了正确的"单独对英"的外交斗争策略并长期实施,在民众运动的积极推动下又适时作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正确决策,并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始终坚持这一正确的外交策略。本文试图对"单独对英"外交策略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及在中英关于《汉案协定》谈判过程中…     

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

一、北洋外交的近代意义在讨论问题之前，必须明确外交这一概念在本文中的应用。钱亦石认为：“离开政策来讲外交．就决无外交可言”。①英国外交家尼科尔森说，外交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而法国学者加登也强调外交业务的技术性，认为：“广义上的外交是关于对外关系或外交事务的科学，在更为确切的意义上外交是谈判科学或艺术”。苏联学者注重外交的阶级性，“外交是外交机构和国家代表在对外关系交往中的活动；是用谈判手段和其他和平手段实现该国统治阶级利益…     

1939年3月—8月世界外交舞台透视

1939年 3月——— 8月世界外交舞台上有三对谈判 :英法苏谈判、英德谈判、德苏谈判。它们构成一个三角平衡关系。斯大林的大国倾向、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英苏之间的猜疑、希特勒的外交天才 ,最终使德苏谈判成功 ,希特勒完成了二战前的外交准备     

中国能源外交的困境及其战略选择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量急剧上升。而实际情况是,中国自身能源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适时推出了能源外交战略。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日本的阻挠和争夺。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为了能保证本国的能源供给,日本在能源外交方面,不惜花费重金,开展“金元外交”,极力阻止中国从中受益;二是美国的竭力遏制。美国是世界上能源需求量最大的国家,美国的外交就是围绕自身能源利益而展开的,哪里有丰富的能源,美国就想将其列入自己的势力…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所采用的"边缘谈判"方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中国代表团努力争取的结果,"边缘谈判"同"会外谈判"或"直接谈判"有着本质区别;胶济铁路解决方案也是在英美调停下,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当时形势下唯一能够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因而是旧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得多失少"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上的艰辛努力和出色表现应予肯定,山东问题的解决与美英两国的调停及对中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马岛战争与撒切尔夫人外交

撒切尔夫人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里根对南美战略的调整汇合为相同的利益,使撒切尔夫人坚信英美共同目标的力量而有恃无恐地选择了战争;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帮助撒切尔夫人实现了目标,撒切尔夫人的胜利打击了党内政敌——以皮姆为代表的反对大西洋外交的“湿派”和里根的反对派——黑格,所以,马岛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大西洋主义外交”的胜利。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约翰逊政府在“春节攻势”中战争政策的得失分析

“春节攻势”是美国越战政策的转折点,美国不败而败,北越不胜反胜,战场形势与战争胜负大相径庭.约翰逊政府战争政策的失败有多方原因,包括“有限战争理论”缺乏完整体系,充满矛盾与冲突;政府制度环境恶劣,各种因素制约了政府的战争决策,如议会与政府争斗、政府内部倾轧、政府与军方缺乏互信;新闻媒体失控、反战运动迭起,也加剧了政府决策混乱.但约翰逊政府的战争政策为此后的美国外交与战争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借鉴.     

1868—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谈判评述

18 68— 1 869年的中英修约交涉活动 ,双方通过相对对等的谈判订立了“有予有求”的《中英新修条约》。尽管这一条约最终没有被英国政府批准 ,但此次活动仍不失为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权的初步尝试 ,尤其为准备修约交涉而遣使出国的举措 ,更进一步促动了中国外交意识的觉醒及与国际社会外交接轨步伐的加快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 -1928

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并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重心在北伐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前已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儒家文化因素——以新政学系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派系,他们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与实践,还是抗战前对日政策向"抵抗外交"方向靠拢,抑或抗战胜利前后保持中国主权完整的中苏外交谈判,一方面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意志,另一方面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主张中外交理念的独立性.儒家文化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黄郛、张群、王世杰具体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不尽一致,但都能够以民族国家为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别于霸权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民族本位主义中间道路在外交上的体现.     

简论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奠基于“五四”时期,形成于抗战爆发前夕,成熟于抗战胜利前后。     

浅析市民社会与外交的关系

近年来市民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崛起,市民社会正在逐步走向外交决策研究者的视野。外交决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有特定的人为了维持和发展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作出的政策性决定。在这里面,环境、人和国家利益是研究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而这三个方面都是与社会有关系的。通过介绍市民社会理论及其观念的三个特点,来阐述市民社会在利益、环境和人的观念等三方面的对外交的影响;并简单介绍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蒋百里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扩大侵略,蒋百里奉命考察华北数省,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以应对日本的挑战。之后蒋百里两次赴欧访问,考察国防总动员,拉拢德意,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期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者来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抗战必胜”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其论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试论曾琦的“抗日必胜”思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琦提出了“抗日必胜”思想 ,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他通过中日双方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对比 ,认为抗战形势是有利于中国的 ,提出了抗战是长期的 ,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