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政治困境中的春秋战国之变

春秋战国时代是决定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气象的关键时期,宗法伦理政治的内生性制度缺陷成为了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内生性动因。因此,公元前770年以降的中国传统政治生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是政治"去伦理化"的进程,其结果是"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时代的终结。     

儒家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的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思想领域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礼崩乐坏",道德滑坡十分严重。先秦儒家学者抱着救世情怀,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挖掘其经济根源,提出了一整套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其方案的涉及面和理论的覆盖面相当广泛。他们不仅从学理层面进行了理论设计,而且还从社会层面进行了社会整合的实践。作为当时士人理想的儒家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人的文化自觉,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至今发人深省。     

伦理情结与先秦政治文化述略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政治与社会秩序急剧动荡的时期，也是政治理论空前发展的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尽管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大相径庭，但把对伦理关系的认识作为各自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却是共同的。各家学派都从分析政治现象的矛盾出发，构筑起自己的政治学说体系，确立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政治运行模式与政治理想，把优良的伦理生活作为各自政治理想的终极目标。岁月悠悠，诸子政治理论的伦理色彩日趋夺目，政治哲学特征却日益淡薄。解开先秦诸子的伦理情结，对全面把握我国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必要的，也是基本的.     

社会—政治伦理视野下的艾滋病救治

艾滋病人群作为弱势群体,应当纳入社会—政治伦理的视角来关注。艾滋病救治彰显了社会公正和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在社会—政治伦理下,明晰各个社会主体的伦理责任可以增强艾滋病救治的时效性。     

经济全球化下的伦理冲突与伦理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都遭遇了伦理冲突,正是这一事实,使得人类社会必须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赋予新的伦理诉求。并同时为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伦理支持。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民间组织的伦理价值诉求

民间组织是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民主性、非营利性等鲜明伦理属性的社会自治组织,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道德教化、道德约束、道德倡议、道德激励与惩戒是民间组织实现其伦理价值诉求的重要方式.     

论“自然”概念语境下科学伦理的源始与归宿

科学伦理的研究主轴目前多集中在科学社群内部的伦理规范或社会大众对科学社群的伦理诉求,从而忽略了科学伦理研究的肇始是源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探索。随着＂自然＂概念意涵从无机、化育到机体的因循,科学伦理的内涵也逐步走向重视生命中心、万物自化的无为,所对应的科学伦理主轴也由一般伦理、专业伦理转向应用伦理。＂自然无为＂科学伦理观能使科学研究跳脱于物、我、人三者的循环论争之外,从而使科学伦理的意涵能得有一和谐、平衡的终极目标可寻。     

论黑格尔的“伦理世界”

“伦理世界”概念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它既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内在统一与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基于启蒙思想及现代社会意义世界缺失的反思.伦理世界是个人作为单一性存在与其公共本质或普遍本质相统一的世界,它由人的社会本性及其文化属性决定.伦理世界透过伦理精神,通过道德行为实现个体与类、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由此寻找到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价值源泉,建立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赋予有限人生以终极关怀.黑格尔的“伦理世界”为现代多元化社会建构精神家园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试论维柯的“诗性伦理”

＂诗性伦理＂是维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柯的视域中,＂诗性伦理＂根源于早期人类的＂敬畏天帝＂混沌意识;营构＂理性之德性＂是维柯＂诗性伦理＂的核心所在;而希翼人类社会挣脱野蛮粗俗的牢笼,走向虔诚至善人伦之路,是维柯诗性伦理价值旨向。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权力的伦理

权力与伦理的关系是任何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 ,重新表述权力伦理就是援引一般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 ,运用演绎的方法 ,在权力领域中建立以权力为专门约束对象的社会伦理子系统。该子系统对应于权力的形成、结构与运作方式 ,能够具备逻辑上的自洽性与周延性。作为规范研究的必要补充 ,社会情境也适当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价值

任何一种政治生活均有其特有的伦理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着及其重要的政治伦理价值。本文通过挖掘其政治伦理理念的社会时代根源,解读其特有的政治伦理内涵,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行之有效的政治伦理路径,从而确立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实现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和谐社会。     

政治妥协的伦理辩护

现代社会需要对政治妥协作出澄明的伦理辩护,为政治生活解答妥协的伦理必要性、妥协的伦理共识、妥协的现实伦理取向以及妥协的伦理价值趋向等问题.解决这些道德难题必须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存需要,立足于人的生存论条件差别的差异性,去寻找当下政治生活中妥协的现实可行策略,并在人的生存方式的共演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实现政治妥协的实质性价值.     

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的出发点

行政伦理的设定受制于行政制度、文化传统和政治资源等因素,众多因素之间也会产生各种相互冲突的伦理诉求,出现道德困境。中国当代行政伦理要借鉴西方宪政伦理和中国传统德治伦理,同时还要处理好党政与行政的关系,理清党政道德与行政伦理之界限。因此,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应在实践层面上制定出层次有别的伦理目标。     

中美家庭“孝”伦理的差异研究

中国家庭的＂孝＂伦理内涵可归纳为＂养亲＂和＂祭亲＂两部分,美国家庭的＂孝＂则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孝＂伦理主要体现：在父母地位至高、视赡养父母为刚性义务、重视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父母在家庭中与子女地位平等、注重老人精神赡养、祭祖与传宗观念淡薄。目前,中国＂孝行＂面临传统孝观念淡出与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美国则面临社会养老体系成熟与老人精神孤独间的矛盾。     

现代家庭伦理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时期。由此,使得家庭伦理也处于打破原有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历史转型期,具有过渡型的特征。面对转型期家庭伦理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建构现代新型的家庭伦理,确立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家庭道德规范,以有效地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缓和家庭矛盾、解决家庭问题,这是实现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