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共同体的空间结构、生产秩序与建构路径——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共同体建构体现了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关系的追求,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助力。当前,城乡中心-边缘结构与要素非等值交换阻碍了城乡共同体建构。为此,结合共生理论内涵,基于空间-秩序分析框架,通过聚类算法与指标评估方法,对不同区域城乡共同体的空间结构与生产秩序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匀质、中心-边缘、互嵌三种空间结构和抗衡、虹吸、同化、融合四种生产秩序。其中,去中心化结构与融合发展秩序能够极大地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因此,建构城乡共同体应摒弃城市中心主义思想,构建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形成融合发展秩序。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电商产业的低准入门槛、产业体系拓展、信息生产和共享机制分别与农村社区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机会相互结合，孕育出电商产业与村庄社区交织互动中的发展动力机制。但电商产业在农村社区的嵌入性发展，面临村庄产业环境滞后而导致的资源利益竞争与流失困境，以及生产主义扩张与村庄社会秩序的均衡难题。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应坚持乡村本位，通过市场主体合作、政策制度供给、基层组织建设来形成产业集聚、基层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以推动新兴经济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助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     

县域整合与价值再造：后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社会逻辑——对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商驿站+”模式的个案研究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后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具有历史地理导致的区域性特征，在市场、技术、观念、基础设施等方面滞后，其发展路径与东部地区不同。本研究通过对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一西部内陆地区“电商驿站+”模式的个案研究，剖析农村电商发展的社会逻辑。研究发现，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商发展的脉络可以分为起步、快速成长和持续发展三个阶段。这一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县域整合”:以县域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商驿站布局、公共品牌打造和城乡双向互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实现了乡村的“价值再造”: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山地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尊重电商发展的主体性，提升电商人力资本价值；融合一二三产业，重新发现乡村的多重价值。质言之，后发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基本逻辑在于：政府要更积极主动地进行“县域整合”,从而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有机合作；农村电商要更注重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如中西部农村过疏化、发展能力较弱的现实；“后生产主义乡村”不只包括大城市的郊区，通过数字赋能、三产融合实现“价值再造”是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新的可能路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县域城乡融合视角下的乡村建设：历程、堵点及实施路径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之一，乡村建设已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立足城乡关系演进视角，梳理乡村建设的变迁历程和难点堵点，提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乡村建设的实施路径以及几点启示。城乡关系在实践中经历了城市从摄取到给予、乡村从贡献到振兴的演进轨迹，乡村建设也随着城乡关系的演进经历了从农民自我供给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下，乡村建设在城乡建设规划、公共资源配置、城乡功能衔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推进乡村建设，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方向，围绕规划编制、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县域视野下融合创新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研究

科技融合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重要推动力。现行的科技创新体系不同程度阻碍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活力不足、创新效率不高，科技创新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科技融合创新是多元创新主体深度融合、各类创新要素有机整合、创新链条紧密结合的创新共同体网络，已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展态势，是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助动器、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助力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助推器。据此，有必要强化科技融合创新制度建设，构建融合创新研发推进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政策保障机制，拓展科技服务产业链条，促使科技创新更好地对接乡村产业。     

组织、利益与情感: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要服务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要求。从组织、利益与情感三重维度分析,发现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能有效促进乡村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以利益联结为基础,能有效促进乡村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以情感归属为纽带,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情感认同。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进一步探究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助推乡村组织振兴;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振兴;通过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助推乡村人才回流与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与审计研究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在提高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政策的提出为农村电商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本文分析了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与审计现状,并结合近年农村电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出未来有效推进农村电商产业与审计工作开展的对策,旨在提高农村电商产业与审计的整体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类型,也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其发展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乡村居民增收、生态宜居乡村环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聚焦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了解利益相关者行为互动,并探索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政策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发现,文旅融合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奖惩机制,在融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以实现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新的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明确协调城乡文化发展关系和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构建“过程相嵌 资源共享 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框架，以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协同推进“两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以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为保障，全方位、全过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悖论与价值赓续

文化下乡隶属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整体,构成了我国中央顶层设计的重要价值面向。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文化治理的存在形态,亦是文化扬弃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布局昭示了乡村人口离土时代的到来,随着乡村精英与文化断裂的共荣共生,文化脉络的续延面临着秩序危机和公共性消解的窘境。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演变过程来看,存在从人情文化到契约文化、臣民文化到公民文化,专制文化到民主文化,个体文化到集体文化四重价值赓续理路。因此,要不断消解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惯性认知,建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     

建构性共同体:村落社会管理秩序的现时性解读——基于浙江省T市Y村旧村改造实践的分析

在旧村改造背景下,部分地区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建构性。这种建构性共同体具有现实存在性、多元建构性、公共参与性与村民本位性等特征,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但是这种建构性共同体可以看做是目前村落社会管理秩序的一种现时性选择,有必要通过对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建构来实现村落社会秩序的平衡,以长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赋权实践及振兴路径——基于晋江市典型村庄的实证分析

“三权分置”下不同类型村庄如何形成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进而与乡村振兴目标有效衔接是有待探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构建多主体赋权与“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选取晋江市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特色保护类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城郊融合类村庄探索出的住房抵押模式,通过使用权财产权能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推动村庄更新,并以宅基地功能转型的作用机制形成多产业融合的产业振兴路径;(2)集聚提升类村庄通过“旧村改造”实现环境宜居建设,呈现出地权集体化与共同利益塑造的乡村秩序,形成强组织统合的组织振兴路径;(3)特色保护类村庄基于资源禀赋推进宅基地入市改革,构建的使用权市场交易机制降低了交易费用,并形成“村集体-市场”共建的产业与文化振兴路径。不同类型村庄在内外部要素与制度赋权的互动机制下,构建了差异化的产权配置形式与实施机制,进而形成与乡村振兴目标耦合的盘活利用路径。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战略选择。旅游产业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动力之一。蔡家崖村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蔡家崖村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旅游富民之路,形成了现代农业与红色旅游互促共赢的发展局面,目前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代表地,通过分析其旅游扶贫的背景、模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蔡家崖村“红色旅游扶贫,农旅融合兴村,旅游电商富民”的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蔡家崖村旅游扶贫的经验和启示,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乡村振兴:电商赋能与地方政府外部供给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振兴以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为关键支撑，要求引入现代化新要素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电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创业动力引擎，通过“互联网+”与农业融合，实现了农业资源及产品的重新配置、集成与关联，创新了乡村发展动力。以传统农业大县为例，分析地方政府主导下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产业效应，发现存在政府产业认知错位与职能发挥有限、政策效能低、产业带动与品牌资源开发不足等问题。对此地方政府在提升自身产业主导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回归电商链源头，以互联网技术为新要素赋能乡村产业的长远发展。这既有地域发展的特殊性，又有传统农业区的普遍性。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分析电商赋能县域乡村发展与地方政策供给间的问题所在，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进而促使二者合力的形成。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多元实践与政策协同

农村康养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是秉承新发展理念,在乡村舒适性资源利用、后生产主义乡村价值兴起、农村产业融合驱动、城乡地域共同体功能再造、康养政策引领与市场开发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中医药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开发,与乡村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景观游赏等相融合,发展出田园康养、文化康养、医疗康养和森林康养等新型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建立了互益性城乡交流渠道,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和社区建设。但目前其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存在统筹规划力度不足、业态短板比较突出、专业康养人才匮乏、数字化技术融入较低等问题。文章建议从主体、资本、人才、技术的角度构建政策协同的路径,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康养特色、创新职业培训、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农村康养产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围绕农村康养产业发展,还应加强对城乡互益性养老服务机制的研究,探讨建立衔接有序、功能互补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的可能路径。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