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发展与知识分子参与——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发展。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一脉相承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正是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的写照和依据,也是中国农村发展必须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跨界与分身：乡村振兴战略下 民族地区支教教师的工作状态研究

支教教师的工作状态对于教育精准帮扶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达成至关重要。支教教师的工作状态是支教教师在教育帮扶过程中资源使用、人际关系、情感投入、专业行动和发展的综合表现。研究以参与“L州H县教育帮扶行动”的支教教师群体为个案，运用情境分析、参与式观察、无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扎根理论研究路径提炼出支教教师工作状态的两大核心特征：工作纷繁复杂(跨界)与身份内外多元(分身),这有可能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教育帮扶与发展，特别是提升支教教师工作效能的着力点。对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做好教育帮扶行动的政策衔接与项目衔接，支教教师应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与领导能力，有效转变当地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助力学生追寻教育梦想，同时推动科教振兴。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业农村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考察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广泛、深度参与乡村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总结基本经验,为有效发挥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关键节点,划分为动员农民自愿参与、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参与、缴纳“一税两费”全面参与、贯彻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参与、探索农民主体参与等5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农民主体地位,统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村建设投入、重视农民意愿,把“三农”发展放在乡村建设首位、重视结果导向。在未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中,应加强党的领导、稳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把向地位,合理引导农民参与、逐步夯实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强化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目标管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资源的整合融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资源配置逻辑将历史性地转向农业农村地区进行优先发展，这不仅在理念上要凝聚共识，也要在认知上形成总体框架，从而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宏观目标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实践的具体思路。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要振兴，必然要求乡村资源禀赋结构、乡村资源配置逻辑、乡村资源认知水平等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达到与现代乡村功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实践等内在要求高度匹配。鉴于此，需要构建认知框架，从战略层面和策略方面思考乡村振兴的“资源来自哪里”“资源用于何处”“资源如何转化”和“资源何以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要求。     

参与式传播和公共生活重塑：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田野研究

浙江农村地区系列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表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礼堂作为一个新兴乡村传播基础设施综合体，建构了农村新型的公共空间，其文化实践采用了地方化和乡愁表达等策略，促进了“集体”的想象，重塑了乡村公共生活。国家、地方、市场、社会组织、个体等多种符号交织和渗透于农村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中。农村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使村民更好地掌握了文化生产的技能，提升了自我表达的能力，增强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为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塑和文化振兴提供了新的可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研究——基于“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

通过对“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具体路径。在实践中,“三瓜公社”特色小镇围绕推进产业、村庄和村民重塑,拓展宅基地功能,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并取得较好的效益;激发包括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工商企业等多方主体在内的各类主体活力,并引导其通过多种方式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支持培育多方盘活利用主体、积极创新盘活利用机制,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从而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振兴视域下“人的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人的现代化”是指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使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乡村振兴与实现“人的现代化”两者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乡村振兴的行动基础。在乡村振兴过程实现基层农民群众“人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方面探讨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农民主体性、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英国的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城市扩张、城市病蔓延、法制规划、乡村有序治理、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在乡村重建二百多年的实践中,基本形成一种“共生型治理”的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四大要素：网格化的共生单元、积极的共生环境、多层级的组织界面和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上,遵循三条逻辑规律：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顶层设计,通过法制保障实现乡村有序治理;二是自下而上的社区行动与社区参与,通过社区赋能形成合作共治;三是上下互动的集镇发展,通过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互动与融合。因此,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推进,在振兴单元上,可推进多个乡村“中心极”共同发展;在振兴环境上,应摒弃城市偏向的消极因素,构建城乡平衡发展的积极因素;在振兴界面上,需发展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主体;在振兴模式上,要推动“偏利共生”向“一体化共生”过渡。     

契合与嵌入:农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实施中应做到有效对接,注重协调性,实现契合发展。西方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应遵循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制度完善的阶段性规律,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制度化,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契合农村社会结构,实行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整合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与运行机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     

创新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思想基础和实现路径

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的战略转变,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战略指导思想,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只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创新引领的时代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目标创新、路径创新、治理创新、扶贫减贫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科学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加快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耦合与实践进路

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的重要战略要求和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赋予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视域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内在耦合性,即两大战略推进实施进程中的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彼此契合。基于两大战略举措的内在耦合性,把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要坚持党政协同发力、合力攻坚,要深化新发展阶段农村制度体系改革,要统筹兼顾、科学推进“五大振兴”、坚持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全面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指引、战略重点与关键路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对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战略部署。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振兴乡村、怎样振兴乡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全面系统、逻辑严密、博大精深、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是新发展理念在农业农村工作中的全面贯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的创新实践，是百年大党领导“三农”工作实践探索的新发展新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纲领。本研究认为，在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为指引，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把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确保粮食安全两条底线作为前提基础，把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统筹推进作为战略重点，把促进融合发展作为关键路径，把凝聚振兴合力、推进发展路径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持续夯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进程的基础。     

马克思共享思想视域下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和实现进路

马克思从人的发展需要出发,提出了以“全体成员的共建共享”“覆盖全面的梯次共享”“机会平等的公平共享”“立足发展的真实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共享思想体系,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马克思共享思想对全民享有的主体确认、全面享有的内容倾注和平等享有的格局构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基石、目标指向和行动要义。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须继承和践行马克思共享思想要旨,着眼于突出农民共享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参与建设积极性;着眼于扩大共享内容的涵盖范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着眼于实现城乡公平共享的本质要求,促进发展要素向农村倾斜,以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共享,从而深入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发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知识逻辑与现实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内涵,形成了丰富的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经验取向和政策取向,缺乏从中国乡村改革发展的历史长时段视角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及其衔接命题的学理分析,遂导致相关讨论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知识逻辑。必须承认,脱贫攻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道路具有多层面重大意义,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补短板”工程,更是以“攻坚体制”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创造性地解决自税费改革以来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诸多难点问题的系统性实践,为下一个三十年的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和国家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积累宝贵经验。鉴于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现实路径,就不仅包括现实目标和政策层面的衔接,更为根本的是要着力推进理念方法和治理体系的衔接。     

《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两者在其共同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念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体现,应当用法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促使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共同富裕是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的法治遵循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乡村优先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及举措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目标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法治保障。     

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决定了其能够在乡村振兴伟大工程中发挥效能、施展作为。以此为理论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主要体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产业效益、人力资本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治理效益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在具体实践中,应在做好相关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聚焦现实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文化繁荣的有机结合为工作切口,依托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和在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凝心聚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落地见效,为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强大语言之力。     

乡村振兴战略三维向度论纲

正确认识乡村振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文明对接、城乡融合和中外互鉴作为基本导向,从历史、现实和比较的维度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向度、实践路径和场景模式,并尝试回答乡村振兴“为何提出”“如何操作”“以何为鉴”等问题。中国乡村振兴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基础,必须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对接过程中,合理借鉴乡村振兴的域外经验,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不断改善乡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