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普遍主义理想及其问题

康德哲学一直追求普遍主义理想,康德建立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为壮观的形而上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道德理想国,也是理性的王国、目的的王国、自由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为自己立法,此法即道德法则,它是所有有理性者共同遵循的法则,只有在遵循这一法则的王国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康德的形而上的理想为人类众生设定了一个无限高远的理想王国,使人类远远高出自然世界的序列,彰显了人类的崇高性、高贵性.但康德的理想又因为排斥了情感等经验因素,使其理论失去了经验基础,致使其空泛的形式化理论无法落到实处.     

康德哲学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有其渊远的源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康德的先验哲学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建构性”的基础主义。它努力为知识寻求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种基础主义表现为将范畴作为基础的信念,论证范畴对非基础信念(判断、命题)的支持关系。在道德哲学中,它表现为道德的建构主义。康德的基础主义构成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要素,它凸现了范畴在思维中的根据作用,阐发了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其缺陷则在于作为基础信念的范畴过于绝对化。     

康德思想的实用维度及其限度

认为康德的思想缺乏实用的维度,这是对康德的一大误解。康德自觉意识到了他的思想活动不能撇开他个人生存的实用意图,也离不开其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普遍福利,他也正是从个人乃至人类的福利入手,来界定实用的一词的。他把自己对于真理的全部探求,都指向了人类的普遍利益。他的自然地理学、地震研究、通灵术批判、实用人类学等等,都清晰地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实用维度。他的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判断力理论乃至社会历史哲学,都没有遗忘理论的用处,他始终明确肯定实用准则是指导人们实际行动的主要准则之一。但是,康德最终还是为自己思想的实用维度设置了限制,他把一切实用的行动准则都当作有条件的假言命令,认为它们应该受无条件的定言命令的约束。对康德而言,遵循实用准则尽管有可能通向幸福,但惟有坚守定言命令才能体现人的自由、人格与尊严。     

从康德的浪漫主义到早期浪漫派的康德主义——再思康德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联系

拘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哲学史家常常倾向于切断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不承认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价值。然而,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和其他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共享了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康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是启蒙理性的捍卫者,又是启蒙理性深刻的批判者,他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限制知识的范围,防止无节制的理性反思对一切无条件者和不朽价值的虚无化;同时又从理性的实践应用出发,证明了一个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道德世界的现实性。康德对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过程的限制及其对自然的合道德性的证成,构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而早期浪漫主义者正是受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启发,进一步证明了存在之于意识的优先性,并用诗意原则取代了康德的实践原则,揭示了无条件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先验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己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人是什么”也有特别的意义。     

论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对人格同一性问题的批判

人格同一性问题最先由洛克和休谟提出,并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但在康德看来,人格同一性问题犯了三重错误,关于时间、人格的实体性,以及主体的同一性。对这三重错误批判的背后则是康德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该学说是康德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     

论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蕴含

新康德主义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哲学,对于闵斯特伯格、勒温的社会心理学、奥尔波特的人格心理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的心理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价值有涉的研究立场、个别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历史文化维度是新康德主义最重要的心理学方法论蕴含。新康德主义为人文科学取向的心理学提供了哲学支持,但由于其过分强调人的价值与意义而忽视了人的物性,尚不足以构筑完善的心理学方法论。     

现代性论域中康德先验人类学的建构

现代性不仅是社会形态转变的标尺,也是现代社会元理论内在正当性论争的焦点。康德哲学的建构试图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提供正当的理论依据,且意图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和审美精神提供先验人类学的证明。现代性纠结的复杂论域中通过康德的人类学的基础可管窥知识的现代性困境,康德的哲学—人类学建构的难度在于人类学依据的三层不同侧重及其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三重证明。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

《永久和平论》是康德重要的政治哲学文本,早就有人指出,这一文本完全包括了康德法权哲学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谋篇布局和主要内容的探讨,揭示康德所赋予的"永久和平"理念的真正内涵和重要意义。     

新康德主义法学的特性

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以康德的哲学为基础,探讨法的文化价值,批判以往法哲学上的绝对观念,重视和强调法的理念.其中,施塔姆勒提出了诸如"正当法的原则"和"内容可变的自然法"等概念.拉德布鲁赫则系统地构建了"价值相对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新康德主义法学至今仍然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主要法学流派,它对美国的法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对我国法学产生新的积极的影响.     

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 ,主张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的政治自由观、混合均衡政体观以及公民美德观。其理论特色包括 :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原则、相互性原则、积极行动原则。探讨古典共和主义 ,对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柏拉图与康德：逻辑主义与直观主义之源

文章追溯逻辑主义与直观主义的哲学渊源．逻辑主义源于柏拉图：他提出了化数学为逻辑的思想；他的实在论、唯理论和分析方法，成为从逻辑演绎数学的技术性工作的哲学依据．直观主义源于康德：他提出了用时间、空间直观构造数学的思想；他的概念论、先验感性论和综合方法，成为用时间直机构造数学的技术性工作的哲学依据．     

康德哲学的人类学归宿

如康德晚年所示 ,人类学为其哲学之最终归宿 ,以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因而从人类学视域解读批判哲学实为高屋建瓴的方法 ,会大大拓展批判哲学的价值意蕴。而对批判哲学的人类学视域的剖析表明 ,批判哲学应被视为广义的 (哲学 )人类学体系的一个部分 ,它是从先验论上论证了“人何以可能为人 ?”乃在于 :人是能够自己造就自己并造就自然的“目的”本身     

试析康德“至善”概念

至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乃至整个批判哲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由于康德论述的歧义性,从而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相关的文本梳理,区分出至善的内在和超越两种维度,并指出康德对此概念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康德的至善理论是对其形式主义伦理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使得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成为可能,即实现了康德哲学建筑术上的统一。     

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及其意义

面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以及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将《正义论》中康德式的个人观念转换为政治的个人观念。政治的个人观念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它是以特殊的方式界定了人性观念的基本内涵。罗尔斯政治的个人观念即坚持了《正义论》所恢复的规范政治哲学的基本路线,又规避了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此,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开启了一个政治哲学人性理论研究的当代视角。     

“哥白尼式革命”的再革命——论梅亚苏对相关主义的批判路径

自康德哲学以来,思考"绝对"变成了不合法的僭妄。而梅亚苏将康德以及后康德的认识论概括为"相关主义",通过将实际性绝对化,构建了一种思辨实在论以批判康德的相关主义阐释。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下,思考"绝对"重新变得可能,而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裂隙也以一种非独断论的方式重新弥合。然而,在数学论断的有效性、对于相关主义的批判限度以及实在论的思辨形式等问题上,梅亚苏的批判路径也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内在困难。梅亚苏在其论证路径中,实际上将偶然性作为一个绝对者,力图通过逻辑演绎而得出具有本体纶性质的结构,这在形式上与黑格尔并无二致。     

康德的先验主义认识论及评述

康德的先验主义认识论给西方哲学以巨大震撼和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它进行辩证的评述 ,既指出其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 ,同时肯定其强调主体性原则和实践高于理论的积极意义     

从康德的“自然”范畴解析其哲学的主体性

该文主要对康德的"自然"范畴进行系统的分析,进而解析康德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康德认为:自然就是"经验的一切对象的必然的合乎法则性"。康德对"自然"范畴的界定,充分彰显了认识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其批判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对其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辟了人类哲学认识论领域研究的新视野,使得我们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其哲学主体性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对当代哲学领域内认识论研究仍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康德关于“人性”设定的内在环形结构及困境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始端的构建者,其主旨是以概念的界分来构筑人之为人主体结构的形而上学基础。从外观或者延续的历史角度加以观察会发现,学界对于康德哲学本身的理解是在对其哲学不同板块的特有规定以及在板块之间的相互界限的转换问题上进行推进和梳理的。而本文试图从新的理解视域出发,进而将对康德哲学外显结构的研究沉淀为实现其哲学最终目的的意识一体性把握,以此阐释在康德哲学的内在建构存留着一个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学设定,在这一设定中,以对作为主体的人理性意识建构为起点,以实现其自由为最终目的,其完成过程因理性意识自由的实现而首尾衔接,而内在隐含着对于"人"本性或者本质理论的环形构筑。此理解与传统分解式或板块式地理解康德哲学对于"人性"的建构不同,作者试图从康德哲学内部的结构分析入手,对其面对的理论困难及其意义进行新的梳理,以期达到对康德哲学某种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