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特性及其对农业企业组织结构性维度特征的影响

产业特性制约着组织行为,影响到企业的组织结构性特征。在梳理农业的产品、生产和交易三个产业特性及其关系,以及对组织结构性维度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就基于产业特性的农业企业的结构性维度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的生命特性和信息隐蔽性等自然属性引发了生产环节的时空约束、分工及规模不经济,进而导致生产决策困难;产品特性同时使得农产品在销售环节出现流通成本高、风险大及柠檬市场现象。农业的产业特性使得农业企业组织维度呈现复杂程度较高、正规化和集权化程度较低的显著特征,并因此造就了多样化的农业企业组织结构。     

嵌入与发展：绿色农业成功运行的地方实践——基于皖中W村的案例对比研究

发展绿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而绿色农业进入乡村却遭遇诸多困难。通过对皖中乡村绿色农业发展实践的两次调查与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由政府外力自上而下推动,乡村内部力量参与不足,导致绿色农业脱嵌于地方社会而失败。内生型绿色农业则由乡村精英自下而上发起,政府扶持,借助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高效的技术扩散体系、稳定的市场连续体、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内生型绿色农业成功嵌入地方社会,并实现绿色产业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共赢。发展绿色农业应在尊重农民主体性,兼顾农村经济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市场等外力的有效嵌入,处理好内外力量之间的协作。     

作物人类学视阈下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困境分析

近三十年来,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推广均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焦灼的困境。从作物人类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窘境主要来源于转基因作物推广过程中产生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实验室的科学理性与人类社会的文化感性、生物科技公司的趋利投机和普罗大众的生存权益、政府的决策逻辑和民众的行动逻辑。为营造转基因作物推广的包容性社会环境,充分展现生物技术的效用和福祉,科技工作者和推广人员应摒弃工具理性的简单线性思维,尊重地方价值、文化传统、社会伦理及民众意愿等;政策制定者应提升广大受众如农民和消费者的话语权,增强决策透明度。     

低碳经济、低碳农业与低碳作物生产

低碳经济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产业,已成为国内外发展的大趋势。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发展低碳经济、低碳产业,首先应大力倡导发展低碳农业、低碳作物生产。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低碳经济的内涵、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以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采取的行动与实践;第二部分简述了低碳农业的概念、特征、功能、意义和主要模式;第三部分,从低碳作物品种、低碳耕作制度、低碳施肥养地和低碳栽培技术等四方面,探索了低碳作物生产技术和措施。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农业生产实际,具有资料新、观点新的特点,对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农业与低碳作物生产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现状及其启示

转基因作物由于具备抗病毒、抗害虫、高产量、高品质等特性而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由于传统杀虫剂用量的减少而具有更好的环境保护作用。在当前世界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转基因作物是可以确保世界粮食安全的有效工具,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生物技术的深入发展、相关知识的普及、国际和国家法律的日趋完善,转基因作物必将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我国应当不失时机地把握历史机遇,结合实际国情,使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紧跟世界前沿水平,造福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路径研究——基于一个药材专业市场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农业产业化,其重要实现机制是以专业市场组织农民,形成有竞争力的地方产业。通过对中部农村一个药材专业市场的调查,分析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专业市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经济效应。专业市场形成的基础是在地域范围内围绕产业链发展形成农户主导的专业分工,而产业发展服务于小农的条件,也是小农支持产业发展的前提。专业市场的形成过程有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涉及农民、村级组织和地方政府等主体。村民精英带动形成自发性的基层集市,村级组织建设地域性市场,地方政府扶持建设全国性专业市场。专业市场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产生了综合效应,表现在农民家庭、农村社会秩序及城乡关系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农业产业化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专业市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市场组织形式,在农户和集体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优化市场体制机制,从而促进产业就地化发展,实现产业振兴的目标。     

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基于山东省B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是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济业态,助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产业通过“市场社会化嵌入”的驱动扎根乡村社区,带来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市场利益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契合,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内部实现策略性整合;立足家庭的生计发展合作,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弹性产业合作。这一双层合作体系以产业振兴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孕育出社区可持续发展、公共性成长和治理资源培育的新路径。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和多元组织能力建设,是避免合作异化和产业利益脱嵌于村庄的关键。     

目标统筹与组织再造：产业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呈现的行动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确保农民主体性成为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通过对Y村合作社产业发展过程展开分析,认为农民主体性可以通过目标统筹与组织再造,从发展意识、发展权益与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得以呈现。其中,目标统筹即农民行动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的统一,形成激活农民发展意识的合力;组织再造即发展以农民为核心要素的合作社产业发展模式,以紧密利益关联、社会关系增进农民发展权益,以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参与空间提升农民发展能力。最后指出,农民主体性既需要依托产业发展所构建的行动基础,也需要从农民的视角把握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此提升产业振兴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

转基因作物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转基因作物作为一项新的技术成果,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潜在风险,其潜在风险体现在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这两个方面。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进行科学的伦理评价是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和发展的需要,其伦理原则包括福利原则、实质等同原则、遗传稳定性原则和知情选择原则等。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论产业集群内在制度演进

产业集群既是一种具有地方网络性和产业种群生态性特征的组织形式,又是一种更多地依赖内在制度运行的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作为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具有区别于层级和市场组织的独特组织运行特征,这些特征是由集群与内在制度的产生、储存、应用和转移有其独特的关联价值系统决定的。     

制度性关联的消解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体制发生了变革,税费改革前由较为完备的基层组织形成的村民之间较为重要的制度性的社会关联被消解,不仅造成乡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疏离,还同时造成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疏离,农民游离于乡村组织之外,成为分散的小农。评估制度性关联的消解所带来的乡村生活的分散化和冷漠化,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     

试论作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界定了作物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为我国作物生产必须走集约持续发展的路子;对作物生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指出全面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物生产是关键,是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二者是相辅相承、辩证统一的关系。并提出以禁绝陡坡地种植,改进耕作技术、持续增产、改善品质、发展产品加工、增加投入为主的促进作物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近代湖北农村小农经济的作物模式及其制约因素

近代小农经济的作物模式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自然环境对作物选择的制约;其次,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保障一家的吃饭问题的要求;第三,以利益刺激为中心的市场制度的作用.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风险,农民却只能借助传统的经验来对抗商业化中的不利处境.他们像任何一个谨慎的投资者一样,将其十分有限的作物面积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用来生产自给的作物,通常是粮食,一部分用来生产经济作物.由此决定了小农经济作物模式的主要特征,即粮食作物具有霸权地位,同时,经济作物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

多维贫困研究的三种基本分析框架未能实现贫困研究结构主义范式与个体主义范式的有效融合,对结构性致贫因素与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在相互建构机理解析不充分。以生计资本转换(交换行动)为切入点,依据行动与结构的"嵌入性"关联来分析区域交换系统对转换的影响,并阐释生计风险、国家制度如何影响转换,能够融合三种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建立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获得生计资本福利是生计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交换行动嵌入于区域交换系统受到交换属性制约;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是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内核;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维系了社会分层并导致社会排斥,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对于维持社会排斥或促进社会融合具有关键意义。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何以可能：金融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逻辑

在金融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探索中形成了以农业产业组织为主导力量,金融全方位支持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社会系统结构与行动者的认知和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的法律规则、政策制度等制度性要素和经济诱因、社会网络、模仿创新等内在的技术性要求,共同形塑了“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生成路径、演化空间与组织边界,以及实践发展需要克服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需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构建不同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紧密的联结机制、提升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能力水平、推动为农服务资源聚集,更好地引领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强国建设。     

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力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购买力 ,不仅关系农民切身利益 ,而且也是扩大和培育内需十分重要的方面 ,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因此 ,我们组织了有关专家 ,主要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调整财政支农政策 ;加大支农信贷力度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等不同角度 ,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探讨 ,旨在为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或借鉴     

辽宁省大宗种植作物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实证分析

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远远低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从而导致农业保险无法进行商业化运作。通过选取了辽宁省14个市的市级数据计算了水稻、玉米、花生和大豆这四种种植物的纯费率——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和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这四种作物的指导费率进行了比较,证实了提出的假说。在分析了辽宁省大宗种植作物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原因之后,提出了持续发展辽宁省农业保险的切实建议。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及CIS模式探索

在农业发展日趋市场化、国际化的今天,加强农民间的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深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生、发展规律,旨在发现农村合作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三位一体循环经济模式"(CIS模式),通过合作组织、科技、产业的"三位"与市场结合成"一体",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持续、健康的发展。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