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

尽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提升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呈现出跨区服务萎缩、本地服务崛起且服务价格提高的交易格局。为探究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的生成根源,利用河南省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特殊的农村熟人社会交易环境对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往来互动频繁的农村熟人社会关系会助推农户对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选择;并且种植规模越大、种植同一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会在熟人社会关系的作用下选择更为及时可靠的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继而对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交易的“价格悖论”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农户熟人社会关系能显著降低其采纳本地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由此提出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进行专业化连片种植、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以推进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有序发育。     

乡村绰号研究——基于对河北Y村的实地调查

绰号在乡村社会中作为一种亚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乡村地域情调,也是人们透视和了解乡村社会生活面貌的窗口。首先,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熟人社区,人们彼此熟悉了解,根据人们的外貌、生活习惯、性格品行、职业等特征产生了不同类别的绰号,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表现力。其次,由于乡村社会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绰号以贬义居多并集中分布在中老年男性人群。另外,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对于具有维系乡村熟人社会、提供道德约束、反映社会变迁等具有较为鲜明和突出的功能。     

家庭农场身份类型与农机服务供给行为 ——基于内生型和外生型的比较

利用江苏省538个粮食类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以农机服务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考察不同类型(内生型和外生型)家庭农场对小农户的服务带动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家庭农场在以农机服务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身份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带动行为.具体而言:在以农机服务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内生型农场发挥的作用更大,其为小农户提供服务的概率比外生型农场高10个百分点;具有农机资源优势是内生型农场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受教育水平、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以及农业贷款获得等也是影响家庭农场服务供给行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场身份对小农户服务带动的影响在农场主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农场经营规模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建议关注家庭农场的服务供给功能,鼓励其兼职化服务,同时,明确差异化功能定位,发挥两类农场在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     

农民合作的变迁及其现实困境——基于湘南A村的调查

湘南A村农民合作经历了从传统的互助合作以及宗族组织的合作到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合作,再到主要是基于经济关系的合作,且合作领域和频率日趋减少并最终陷入合作难的困境的历史变迁。农民合作困境的缘由在于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的弱化、小农经营的消极影响、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农民＂搭便车＂心理的驱使。     

试论农村合作组织的运作及其基础——对湘南水村饮水协会的一项调查

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基础包含多维的组织形态、便捷的人品银行、暧昧的等级观念和倒闭的内部认同.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效应强于非粮食主产区。据此提出适当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培育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引导农户进入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山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等建议。     

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如何影响耕地撂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防范耕地撂荒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如何影响耕地撂荒的基础上,依托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采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机服务市场发育有助于抑制耕地撂荒,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通过促进机械对人力的替代、农户农业收入的增加和提高耕地流转市场的活跃度来降低耕地撂荒程度;平坦的地形和良好的农机作业道路能够强化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对耕地撂荒的抑制作用,耕地细碎化程度上升则会弱化抑制作用。为有效依托农机服务市场发育遏制耕地撂荒,应建立健全农机服务购买补贴体系,深入开展农机作业道路建设和坡耕地改造,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统筹能力。     

政府购买服务契约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珠三角B市购买社会服务的研究

文章以珠三角B市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为基础,分析当前权力制约关系下的契约关系运行逻辑。首先,在契约关系缔结过程中,契约双方分为"统合主义""互助式合作""分利式合谋""孵化式合作"四种类型。其次,契约双方在经济利益、价值观念、关键人物的管理风格、所在组织成熟度的不同导致双方关系维系表现不同。契约双方关系并不完全是纸面上的合同关系,还表现为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体现了强烈的"街道统合主义"权力运作特征。政府购买服务能否达到政策预期效果,其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均衡的利益团体博弈体制。     

农业机械化服务对家庭农场的作用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近年来,以规模化和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农场发展迅速,以服务家庭农场和农户农机作业为主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机械化服务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实现了家庭农场规模报酬递增;国家通过出台宏观政策培育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直接或间接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以中观供求市场合理的价格机制,调节家庭农场与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农业机械化服务对生产经营成本、产量、利润等基本要素的直接影响,从微观上实现了对家庭农场的传导作用。只有制定系统的宏观支持政策,改革市场供需结构,重视要素传导反馈,引导农机装备产业优化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补贴支持力度、加强农机化服务队伍建设,才能达到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的最大匹配度,实现互促共赢。     

农业机械化服务对家庭农场的作用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近年来,以规模化和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农场发展迅速,以服务家庭农场和农户农机作业为主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机械化服务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实现了家庭农场规模报酬递增;国家通过出台宏观政策培育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直接或间接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以中观供求市场合理的价格机制,调节家庭农场与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农业机械化服务对生产经营成本、产量、利润等基本要素的直接影响,从微观上实现了对家庭农场的传导作用。只有制定系统的宏观支持政策,改革市场供需结构,重视要素传导反馈,引导农机装备产业优化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补贴支持力度、加强农机化服务队伍建设,才能达到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的最大匹配度,实现互促共赢。     

法人类学视角下的乡土葬礼及其行为逻辑——基于皖北李圩村的观察

乡土葬礼的仪式习俗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套行动的细则,发挥着乡村秩序的整合与纠纷的化解功能,但也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而国家法规推行的新式殡葬却不能提供具有相似功能的行动细则。目前我国社会主流思想价值观对于乡土丧葬文化主体性意识还缺乏认识。     

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研究——基于江汉平原Y村的个案分析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探索一种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企业统一向分散农户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管理风险较大等困境,而且标准化服务也难以回应农户个体化需求与激励雇佣人员。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企业主动退出统一服务供给模式,其后由基层组织和村集体统筹服务,转变服务供给方式,在兼顾农民个体化需求的同时低成本供给服务。研究表明,发挥基层组织的统筹功能,调动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回应农户个体化服务需求,能够走出一条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这一路径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实现以小农户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农机服务体系的变迁与脱嵌——基于广西南部A镇的个案研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以广西南部一个乡镇为个案,以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实现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农业经营体系变迁前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塑,以及这种重塑对农业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小农经济体系下,通过整合村社本土资源与利用熟人社会机制,农机服务主体的乡村精英身份、组织内外的关系协调与服务市场的扩展,共同构建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内生型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但随着大规模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体系的重构,农机服务市场开始脱嵌于乡土社会,其后果是对小农户的全面排斥。本文提出,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农业机械化中人的重要性和社会关系基础,并积极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生态农业与新生产主义乡村的型构——江西垣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社会学研究"去农业化"的趋势,带来了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时,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农民的终结""农业的终结"也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态农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如何重新将农业与乡村结合起来分析;(2)新生产主义乡村如何可能;(3)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理论命题及其挑战。生态农业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六个层面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组合,使新生产主义乡村成为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农业种植与乡村社会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对乡村与农业和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态农业带来的理论命题及研究上的挑战。文章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乡村转型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和形态之外,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业技术服务需求——基于湖北省Y县358个农户的问卷数据

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给予农户"现代生产要素",其中特别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对湖北省Y县358个农户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其中年龄与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关系呈倒U型,受教育程度对技术服务需求具有负效应,而社会地位与技术服务需求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农业技术推广需要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创造教育之外新的培育人力资本的途径,并充分考虑处于农村不同社会地位中的农户技术需求差异以降低农业技术推广的难度。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规模化经营与农户农机服务选择——基于服务需求与供给的二维视角

在经营规模扩大和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成为农户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想选择,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不仅包含服务需求（购买服务）,还可能包括服务供给（提供服务）。基于服务需求和供给的二维视角,采用江苏省534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的服务选择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经营下家庭农场既购买服务也对外提供服务,且两种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关关系;经营规模与服务需求以及经营规模与服务供给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影响家庭农场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服务需求受到性别、年龄、农机价值、规模经营年限、流转租金以及正规信贷规模的影响,而服务供给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农场主受教育水平、农场类型、土地经营条件以及农业技术培训等变量相关。因此,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密切结合;要关注家庭农场的服务供给功能,鼓励其兼职化提供服务;做好政策扶持工作以提升家庭农场的服务自给与供给能力。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