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模式、帮扶周期、帮扶力度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的稳定增收仍是关键。对低收入群体帮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帮扶模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久性与投入的强度等决策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非对称地影响低收入群体增收。实证研究表明,帮扶模式多样性诱发的复杂利益博弈,造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寻租机会增加、低收入群体增收潜力受损,间接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帮扶持久性易产生帮扶政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低收入群体“等靠要”,激励社会“精英捕获”,进而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帮扶投入强度低弹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政策以应对帮扶模式过度多样化、帮扶持久性失准和帮扶投入失衡问题,重点推行政府代缴新农合、政府代缴新农保、产业帮扶、耕地保护补贴与生计补助等帮扶模式,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实施。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群体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可使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降低1.95%；对于不同健康水平人群，自评健康状况越差显著性越强，即减贫效应越高；对于不同地区，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的样本政策效应更好，中部地区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低收入群体效果最好，中低收入群体其次。由此提出应对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的群体有针对性的倾斜、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及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政策建议。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政策取向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数比较大且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经营净收入存在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但增长不稳定,转移净收入占比同样较高但增长空间有限。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稳定增收,要建立惠及低收入人口的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就业帮扶和人力资本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改善欠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增收环境。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多策并举加快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分析了江苏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状,从劳动力文化素质、家庭负担等方面分析了低收入群体增收少的原因,并从加快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强化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减轻个私负担、强化培训、提供帮扶等方面,提出了加快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建议。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2009-202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与分解的方法，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农户收入，且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大，进而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影响较大，对东北地区影响较小；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系数效应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主因，系数效应解释了收入差距的124.24%；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积极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完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低收入问题治理成为我国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新命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绝对贫困相比,农村低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多维性等特征,治理上更加强调常态化和差异化。因此对治理模式也有新的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在治理策略上强调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化治理。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差异化帮扶机制,在战略衔接层面,应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依托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性帮扶机制;在治理主体层面,处理好个人、政府、社会在三次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在政策设置层面,依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群体特点进行分层分类,以收入、劳动能力等多维度衡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帮扶政策。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增强劳动技能与改善劳动条件: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分析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推动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如何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类型细分,并探索其有效增收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劳动视角进一步探源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困境发现,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内部“共享”机制、人口生物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综合影响农村人口“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造成了部分群体收入低的现状;单一的劳动技能视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收问题,必须促进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在授人以渔的同时,还要确保他们有“捕鱼机会”。基于“劳动技能-劳动条件”结合情况,农村低收入人口类型可以划分为技能不足型、条件不足型以及技能与条件不足型共3种。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在基本保障方面要建设关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保护网,维持基本收入;在能力建设方面要构建基础性和专业性技能并重的人力资本增量体系,促进持续增收;在资产建设方面要实现规模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和谐共进,释放增收潜力;在优化组合方面要实施劳动技能与劳动条件以强带弱的策略,形成增收合力。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建构

从绝对贫困治理到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我国贫困治理范式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低收入人口帮扶经历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摸索阶段、以综合扶贫开发为手段的起步阶段、以脱贫攻坚战略为主导的攻坚阶段和以综合帮扶机制为核心的常态化阶段。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存在以下阶段性偏差：帮扶主体的目的区隔暴露“出工不出力”现象,帮扶制度的悬浮存在导致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帮扶资源的体系约束造成“内卷化”困境,帮扶思维的潜在误区衍生“运动式治理”倾向。应立足党政主导、市场助力、社会参与和主体归位的系统化格局,完善多元协同、推动技术融合、明确职责分工和加强效果评估,建构我国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助推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效稳定增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培训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处理农户参与培训的选择偏差问题,分析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有助于农户增收,增收效应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增长;培训的增收效应具有持续性和正向累积效应,但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有递减趋势;培训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加大涉农培训力度,坚持需求为导向、农民为中心,分级分类安排符合群体特征、适应农民需要的培训,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农技推广现场培训”力度,挖掘非农培训增收潜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及对家庭福利效果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西北地区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2013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权抵押借款对于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显著,农户借款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并带动了农户家庭生产支出的增加;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的两种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农户自发、自下而上推动的抵押融资模式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及年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引导的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收入贫困的辐射作用及其演变（1988-2018）

利用跨度30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收入贫困不相关，2013年后各绝对贫困指标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也不再相关，而后者同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988-2007年，广东、上海与农户所在地的工业化发展均促进了农村地区减贫，但2013年后工业化的减贫效应大幅减弱，这也是我国扶贫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主要原因。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本省工业化发展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愈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