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效能提升研究——基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G村的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乡村振兴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也因其特殊性为各界所关注。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庄的实地观察,发现面临生态压力沉重、产业发展滞后、群众生活苦难、村庄治理落后等困境,迫切需要乡村振兴改变现状。各级政府欲通过精准扶贫、特色小城镇建设、发展特色产业等措施促进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但在实际振兴进程中遭遇当地群众观念陈旧、乡村组织涣散、乡村治理外部压力不断输入等困境,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基于此,文章提出治理振兴这一概念,通过抓住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治理,以治理振兴引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事业发展。主要通过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保障体系、建立融合传统的现代组织体系、探索三治有效融合的治理体系、构建前瞻性的村庄发展体系等举措,实现治理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筑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政府作用的县域视角分析——基于大理市的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解决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伴生诸多社会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经,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需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又需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充分发挥作用,创新性实践。从县域视角对大理市社会治理中政府"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等条块工作实践加以分析,既能拓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分析视角,也能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供现实依据。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治理"的概念由来已久,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多学科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地区和民族事务部门以此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展开实践,相关研究呈现整体铺开和热点专题深入探讨的态势。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元明清治藏方略的分析

分析比较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治藏方略,比较其共同点与差异性,深究其体制变化的缘由。归纳出变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原因,探究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为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效机制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经验,对新时期的民族地区治理提供合理性的建议,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长效机制研究提供可行性的路径,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体制。     

社会资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证研究

创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民族地区,经济的欠发达、民族的多元化等都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处理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为视角,探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视角下创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路径。经过研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可以加强社会资本在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发展。因此,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就成为创新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贵州省锦屏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启示

通过对贵州省锦屏县三个侗族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实践的调查分析,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乡村治理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六个方面的启示.     

再论"国家—民族"理论

本文基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民族地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民族关系.国家治理的理论是深化认识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机制;项目则是中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国家通过财政支付和项目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体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动态

中国已悄然进入了"治理时代",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管理变革和政策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无疑应该成为我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不同民族来说是一种重新改变各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的过程。如何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城镇规划要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良性互动,使民族地区的城镇继续保有民族特色。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转型期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基本类型与评价标准及其优化——基于宁夏五村村规民约文本

村规民约是民族地区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机制,在转型期民族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宁夏五个行政村实地调研后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构成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兼具地域性与政治性。就其类型看可分为教化型、惩戒型、激励型,故而在评价标准上不能单一。应以法政策和法理论的评价体系为参考,形成内容合法性、形式合理性、程序参与性的多重评价标准。针对各个类型的村规民约在治理实践中的制度偏差,可从内容合法性与合理性、形式丰富性与完整性、程序参与性与激励性三方面予以优化。     

破解民族地区的"政府干预情结"

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效应"是中国倾向于政府干预的深层次原因,要破解民族地区的"政府干预情结",政府需要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的人文生态,实行因俗而治,打造"手段责任政府."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现代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现代社会在物质生产层面结构性地忽视乡村社会,在精神消费层面却又有机地依赖乡村社会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被现代社会二元结构疏离起来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实践,为改变深刻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提供了制度融合的新的契机.     

赋权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研究

在乡村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治理,社会组织将继续深度参与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脆弱性、动态性的特征,需要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对象、目标、内在逻辑方面与赋权理论拥有高度的一致性。运用赋权理论,通过实施自我赋权、个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路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