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以《大清律例》为中心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日盛。17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法也传播到西方,进而塑造了西方对华法律观。大体而言,在“中国热”时期,西方对华法律观有褒有贬,整体上是肯定为主。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大清律例》被完整译介到西方之后,改变了西方的对华法律观,最终形成了所谓“法律东方主义”的“主流观念”。虽然这一观念的形成不完全是中国法在西方传播所致,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科是在以西方法重构中国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一种"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法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多向度以及模糊性的特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应当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来,强调对中国法历史的描述性微观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应当在对成文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使用诸如地方司法档案等中国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面貌。从而将中国法律史定位为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     

规则与秩序:清代“不应为”律司法运作实态研究

自唐代律典正式设置"不应(得)为"律始,至清代《大清律例》"不应为"条的存在,作为兜底条款的"不应为"律通过不断增修新例以强化其"庶补遗阙""以德礼坊民"功能的实现。本文通过《大清律例》中有关"不应为"条规定的律例梳理,对《刑案汇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以及地方档案的整理,发现该条在法律文本的规范与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这是统治者试图赋予司法官员揣摩立法原意,准确适用自由裁量权,达到案件依其轻重处罚,实现司法公允。这种立法目的也是现今国家立法需不断思考的问题。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从《大明律》的制定看朱元璋的法制思想

《大明律》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史上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典。从《法经》到《大清律》历代成文法典的权衡比较来看,留存比较完备而又有代表意义的,主要有《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宋刑统》主要是照抄《唐律》,《大清律》是照抄《大明律》,实际上只有《唐律》和《大明律》是真正独立的“典范”。人们一般都肯定《唐律》是我国封建法     

宪政中国及其当下法学任务——基于历史考察的视角

中国法律和法学建立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法制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同时呼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事实上,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宪政民主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内在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当下中国法的历史曾一度在理念与制度建构上谱写了宪政民主的新篇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法的上述传统及其当下历史在中国法学主体性重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中深入探究"中国"的真正意涵,从而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任务和中国法的时代主题.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清代律典虽说是直接详绎《大明律》的产物,但由跨王朝的宏观视野来看,它至少是战国李悝《法经》以降历朝历代修律成果的结晶.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与乾隆四朝持续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至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刊行.至于定例,整个清王朝都在不断修订扩充,成为因时因事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清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一事一例;它的动态结构,包括情理→律例,这是立法环节;律例→待审案件→情理,此乃司法过程;成案→通行→定例,可谓准立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乃情理与律例永远处在开放的循环过程之中.《红楼梦》所述"探春断事"虽属"家法"的运行,但与《康熙起居注》所载"康熙折狱"对比分析,可清楚地探知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动态结构及其特点.     

维柯的《新科学》与典型理论的自觉

<正> 维柯(Vico 1668-1744)是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克罗齐认为:维柯是"以一种新方法理解幻想,洞察诗和艺术的真正本性,并在这种意义上讲发现了美学科学的革命者".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虽不同意克罗齐把维柯视为西方美学奠基人的看法,但他仍认为维柯在他的《新科学》     

西方古典美学情理观叙论

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相对于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志的西方近代来说,属于古代时期。本文试就这一时期古典美学情理观的形态演变和美学取向进行勾勒和评析,以期更好地总结西方美学对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历时性认识,这对于推动文学中的理性、非理性(包括情感)、非理性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理论热点)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塑造现实世界的“人”——从《悭吝人》看莫里哀喜剧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喜剧《悭吝人》是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品之一,刻画了阿巴贡这一悭吝人的形象,突出表现了莫里哀性格喜剧的特点.以《悭吝人》着眼,综观莫里哀的创作,其喜剧不仅改变了西方戏剧崇悲剧贬喜剧的传统,同时其性格喜剧使西方叙事文学开始真正转向写"人"这一现实性层面.     

近代西方法治的人文基础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源远流长,萌芽于古希腊时期,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系统。西方人文精神在孕育过程中催生了西方的法治文明。西方人文主义奠定了法治的理性基础,树立了法律至上的信念,形成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法治价值。     

清"例"简论

清代的"例"是对除律(大清律)、典(《大清会典》)之外的所有法规的一种统称.它主要由"条例"、"则例"、"事例"组成.此三者虽然都属于法规性质、均多以上谕和臣工条奏为法源,且大都按期修订、编纂,但是,"条例"主要是与律文相对应,并对之补充的刑事法规;"则例"、"事例"基本为与会典对应并对之辅助的行政法规."条例"、"则例"时效性鲜明,"事例"则以沿革变迁见长."条例"与"事例"多一事一例,并分别录入大清律文、大清会典相关内容之后,"则例"则相对简约和原则,且独立存在于会典之外.     

历史视域中的私法统一与民法典的未来

中国有法典编纂的历史传统。私法的统一,应从法的历史性、私法理性及私权生长规律这三条历史线索中去寻找。承接并改造2002年"民法草案",可通过修复式方法制定适合国情的九编制民法典,即"民法九章",依次为《民法通则》、《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此为目标,采取"四步走"的立法步骤:一是整合《婚姻法》和《收养法》,形成统一的《婚姻家庭法》;二是将《劳动合同法》纳入民法典,并独立成编;三是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并独立成编;四是通过修订《民法通则》,统合人格权、财产权总则(债之总则)及商事总则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法典,具有历史性、通融性和时代性,将成为重述中国人民事生活和重塑中国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清律官员犯罪律文考论——以“职官有犯”律为例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封建社会经济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清代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法律制度的历史价值。"职官有犯"是《大清律例·名例律》中的一条法律,根据清代"职官有犯"律的规定,官员犯罪,无论职务高低,所司皆须开具事实,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问。清代皇帝是最高立法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审判官,控制国家的最高司法权。     

从儒法竞胜至礼法同体——一种法律社会学的观察

儒家法律化与法家儒学化的关系问题是传统中国法文化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去检视儒家法律化与法家儒学化的关系问题,可以发现儒法之间大致经历了先秦学理竞胜、儒法之争时期,由汉至唐的儒法合流、以礼入法时期以及唐以降的礼法同体、礼法不分三个时期.三个时期的划分可以捕捉到儒法之间由抗争、经合流走向相融的互动历程,从而为把握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真精神提供一种运思质料.     

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六十年的叙事与表达：从政治乌托邦到文艺复兴——中国的启蒙运动缺少一个环节：文艺复兴

假期里看了两本书,一本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另一本是英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罗伯茨（1935-）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掩卷沉思,感慨良多,不禁想到这样的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启蒙运动总是半途而废？     

《伤逝》:鲁迅对思想启蒙的困惑与反省

<伤逝>是鲁迅小说创作当中题材独特、寓意深刻的作品文本.作者通过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对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作了形象生动的深刻反省.<伤逝>具有明确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它对以"恋爱自由"为中心话语的五四精神,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强烈质疑;并借助涓生灵魂忏悔的痛苦追忆,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与"绝望"、"寂寞"与"虚无"的真实心境.     

中西文明交融的澳门因素与澳门特色

从明清到近现代,澳门成为继敦煌、泉州之后的第三个中西文明交融典范性城市,为中华文明包容多元文明注入了独特的"澳门因素".在明清时期,澳门成为来华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和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集散地,推动了中国的康乾盛世和西方的启蒙运动;在近代,澳门又凭借其独特的治理制度和发达的报刊媒体,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重要策源地,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文明交融的"澳门因素"表明,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区位特色、历史特色和族群特色,中西文明交融的澳门特色有助于澳门在推进文明互鉴、化解文明冲突的新时代再度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