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上谷耿氏家族考

上谷耿氏家族是辽代汉世族中重要的一支,该家族入辽后以军功起家,子孙不仅官居显位,而且还与辽朝皇室以及汉族门阀世族中玉田韩氏、彭城刘氏家族缔结了婚姻关系,但至第四代,耿氏家族外部受到韩氏家族衰败的影响,内部又存在子孙不昌的问题,此时该家族婚姻对象全部出自彭城刘氏的衰败支脉,家族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     

北京地区的藏文碑刻文献

北京地区的藏文碑刻不仅有其特殊的文献载体研究价值,而且对研究历史上藏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探讨藏族文化发展传播以及文献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北京地区现存藏文碑刻作了整理编目并分别加以介绍,有助于我们了解北京地区的藏文碑刻文献以及藏族文化对北京地区的影响.     

乡村治理视野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为分析样本

法律碑刻文献作为古代法律实践的珍贵原生史料资源,其承载着地方治理的重要信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与制度性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其数量、时空分布与内容凝固了当时地方治理的样貌.龙胜各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目前存在收集不全、识文断句有讹误,欠缺整体梳理、研究取向较为单一,抽象概括不足、理论高度有待提升等不足.我们应该通过以现代手段促进习惯法碑刻文献收集整理、以多元视角开展习惯法碑刻文献系统研究、以哲学高度凝练习惯法碑刻文献内涵意蕴等方式来进一步挖掘龙胜各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蕴含的地方治理信息,从而为当地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传承与创新式的启迪.     

韩知古家族的婚姻与政治

韩知古家族是辽朝仅次于皇族耶律氏、后族萧氏的大家族,终辽之世,影响颇大.其家族与契丹、汉族、奚、渤海等民族的通婚状况是汉人在辽朝政治活动的一个典型反映,也是辽代的婚姻政治的特点以及胡汉同化现象的一个反映.笔者结合近年来出土的韩知古家族墓志的相关记载,将韩氏家族在辽朝的婚姻嫁娶情况及特点作一简要概论.     

云南高氏家族碑刻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内容包括寺院碑、墓志铭、告示碑、记事碑等。云南高氏家族碑刻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及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土司制度、云南高氏家族的家族世系、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大理国时期的段高关系、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与木氏家族的联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云南高氏家族碑刻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内容包括寺院碑、墓志铭、告示碑、记事碑等。云南高氏家族碑刻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及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土司制度、云南高氏家族的家族世系、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大理国时期的段高关系、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与木氏家族的联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元明时期赛典赤家族成员补考

文章充分结合家谱、方志、碑刻等汉文文献,对脱欢察儿、木八剌、亦列失、扎法、马哈谋、赛哈智等以往不察的元明时期赛典赤家族成员及其相关史事进行了考察,并由此讨论了现存赛典赤家族家谱云南本及济南本的史料价值问题,认为晚出同源的云南诸本的可靠性要高于元时修撰的济南本。略可对元代卓有影响的赛典赤家族研究有所补益。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的信仰民俗探析

乌江流域地域广阔,汉、土家、苗、彝等近50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流传至今的历代碑刻文献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全面广阔的社会生活;地方史志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显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具有深厚的信仰民俗内涵,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信仰、道教信仰、外来宗教等;深挖历代碑刻文献的信仰民俗内涵不仅深化了乌江流域的“非遗”保护,而且有助于了解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信仰追求,对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露天石质文物保护的思考

碑刻记录了社会与历史变迁,同时也是古代工艺展示的一种方法,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碑刻可以分为室内与室外,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采取合理的方法对碑刻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碑刻保护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取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使碑刻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外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人为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与破坏.本文就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与展示方法作简要阐述.     

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

唐史载,吐蕃人"好咒誓".本文依据敦煌藏文写本,结合同时期的碑刻文献,归纳出吐蕃文献中不同等级之间盟誓时所用的9个盟誓语词,并探讨了盟誓中的告身继承、官职继承、财产继承、处罪一人、维护王权、维护神权及盟誓制度演化的形式——集会议盟等所反映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丧葬、宗教诸多方面的内涵.     

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

明清时期的乌江流域为川、黔少数民族聚集区,有一定数量涉及土司历史纪事的碑刻保存至今,对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些土司碑刻纪事具有早于正史记载的先前性与地方性,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与传世文献记载多可互为印证,同时又可补充正史文献记载的阙略。其次,乌江流域土司碑刻为研究西南土司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不少实证资料,对于探讨西南民族地区政区的早期状况、政区调整变迁、汉夷畛域纠纷及其解决等有一定认知意义。同时,乌江流域土司碑刻对黔、滇古代方国地理多有考证,其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论商业会馆碑刻资料的历史价值——基于17～20世纪广西经济移民活动的分析

会馆是商人的驿站和外交使馆,是促进商品经济繁荣的民间力量。清代至民国,商人在广西共修建了260多个会馆,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修建记事碑、捐助碑、约定碑等。这些碑刻资料属于典型的民间文献。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非常缺乏民间商业活动的记载,所以这些碑刻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分类介绍了这些资料的内容、表现方式及其特点,分析了与广西经济移民活动有关的历史信息,论述了城镇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保护会馆及其碑刻资料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关于露天石质文物保护的思考

碑刻记录了社会与历史变迁,同时也是古代工艺展示的一种方法,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碑刻可以分为室内与室外,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采取合理的方法对碑刻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碑刻保护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取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使碑刻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外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人为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与破坏。本文就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与展示方法作简要阐述。     

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记》笺证

北京阜外三里河回族公墓是明清时期北京回族最大的墓地,建有清真寺(永寿寺).该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其文献依据是立于寺中的明代碑刻--<重修清真寺碑记>.本文首先梳理了该碑文著录情况,并对碑文作了校勘,然后将碑文内容与明代官私文献结合,对碑文涉及的重要人物李寿、金良辅、石三畏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订.     

碑刻文献所见回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

碑刻文献是体现回族社会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三类有代表性的碑刻文献,对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梳理,以实例举证的方式从认同国家政治制度、遵从与恪守国家法律、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三个重要维度来考量回族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由此展现自古以来回族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对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意义。     

回族历史碑刻的内容分类、地域特征及文字演变

回族历史碑刻跨时长久,题材广泛,分布面广,数量众多.本文依据元代至1949年回族历史碑刻的发掘成果,试图从碑刻的内容分类、地域特色及文字演变分析入手,探索回族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印迹.     

纪录——抢救与保护涉藏碑刻的战略手段

涉藏碑刻是我国文化遗产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研究藏族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发展特别是我国古代藏汉民族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论述了通过纪录的科学方式对涉藏碑刻进行抢救性保护以及如何用镜头客观、真实地纪录涉藏碑刻的重要作用.     

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与北方汉人宗族的复兴——以鲁中山地的军功家族为中心

金元之交,北方汉人宗族最先兴起于军功家族.他们利用“根脚”和“承荫”,在墓碑上刻写“宗派之图”,建立了同宗共祖的血缘组织.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集中在鲁中山地出现,反映了北方汉人从祖先崇拜向宗族意识的过渡.汉人宗族在蒙元统治下争取权利,利用碑刻记录宗支世系和分派,表现出与南方地区不一样的谱牒类型和特点.元代迄清,北方宗族组织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山东地区提供了可资证明的实例.     

湘西民族古籍中的土司世界

通过对湘西古代方志、族谱、文书、碑刻铭文、口传文献等民族古籍中的土司资料的发掘和系统梳理,反映了湘西土司的起源、承袭以及受朝廷封赏的情况,再现了湘西土司时期的统治与生产生活状况。     

民族文化遗产的总汇——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简述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简称民族古籍)是指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文献典籍和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内容包括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经济、医学、地理、历法、农技、碑铭、拓片、文书、档案、方志、谱牒、民俗以及乡规民约和口碑文献等领域。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有文字类的民族古籍包括:各民族文字及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历史文书和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内容的古代文献典籍;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