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价值实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迈向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重大部署,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本管理思想为指导,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逻辑;基于人本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发展能力,梳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依据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投入特征与产出效果,将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作为培育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投入因素,提出落实重大政策的对策建议;将服务国家需要作为提升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产出效果,从质性研究分析服务国家需要的主要效果。     

乡村振兴视域下 新时代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路径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县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有其独特性,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两县的实际调查,对影响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的主要因素思想意识包括传统观念影响、思维定势等进行剖析,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要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多语言（方言）语音科普推广等方式积极推进,既保障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激发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弘扬时代新风行动,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现实与要求的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将"二十字"的总要求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进行双向性的参照性的比对式分析,能够发现,从现实到要求,还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基础薄弱、任务艰巨。它既要维护可持续型村庄的可持续性,将一小部分非可持续型村庄转化为可持续型村庄,同时还要保证占绝大多数的无法转化的非可持续型村庄里的农民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与城乡融合战略配套实施,依赖和发挥民族精英的作用。     

乡村振兴视阈下土地流转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地区的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指导。农村土地流转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评估,来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纯收入的影响。实证证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地提高民族地区进行流转家庭的收入水平。考虑到土地流转也可能导致农户之间形成收入分化,造成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本文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QR）法,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农户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更加明显,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继续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降低流转准入门槛,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提供助力。     

湖南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研究

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阐述了湖南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开展的大背景下湖南西部民族地区社区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的可行性,以期推动湖南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体育的全面开展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朝对广西边疆民族首领的调控策略

鉴于北部边疆的威胁,宋朝注重加强对南部边疆的国家治理.为达到有效管控民族地区的目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积极招纳广西边疆民族首领归附,并构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职衔管理体制;对竞争失败、不稳定和主动内徙的民族首领进行接纳和异地安置,形成对边疆民族首领的钳制、威慑和吸引;通过赏赐民族首领钱米、食盐和开通博易场等手段,带动少数民族形成对宋王朝的经济依存关系;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城—寨—堡的军事镇戍体系,形成震慑民族首领的后盾.此外,还逐渐推动民族地区司法的转型,使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民族习惯法向王朝法制过渡,限制并削弱民族首领的审理权.     

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

“1+10工程”是广西所独创的生态博物馆实践模式,即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10个生态博物馆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共同建设、同步发展,其先后经历了酝酿准备、试点建设、全面实施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在政府、专家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形成了文化保护的规模效应,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并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回顾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历程、建设方法,总结其经验及教训,对丰富生态博物馆理论,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功能调试价值探析——基于非正式制度视域

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正式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依然具有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等重要价值.在以法治为标志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表现出与法治理念的价值断裂、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价值递减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个体价值认同弱化等问题.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国家法体系的功能和习惯法价值的协调适应、加快习惯法在法治进程中的价值适应性、发挥社会转型中习惯法的独特价值、以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增强习惯法的法律实效,使习惯法逐渐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人类学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审美逻辑与艺术实践

由介入到内生是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厘清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是探索艺术实践路径的前提,人类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为日常化与多元化、能动性与本质性,这是由人类学视角下乡村艺术的审美本质决定的.艺术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基于价值实现的知识性生产的永续性保护、物质性生产的生活化传承和艺术乡建是目前乡村振兴艺术实践的有效路径.大量具体案例的学理性分析是对基于审美逻辑的乡村振兴艺术实践路径的进一步确证.     

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现代转型——以广西防城港市京族翁村为例

受现代性影响,京族传统社会组织翁村社会管理功能消失,解纷止争功能弱化,社会影响力下降,京族人重构翁村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功能,使之转型为具有更广泛社会基础的现代社会组织,在京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翁村转型的过程,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为适应现代生存环境进行自我改造与重构的过程,给少数民族传统组织的现代转型以良好的经验借鉴.从翁村转型路径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组织的转型具有现实可行性,推动少数民族传统组织转型的主体是族群成员,政府主导是少数民族传统组织转型的有效路径,功能转型是少数民族传统组织转型的核心内容.     

实践、困境与突破: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策略与路径选择——以广东为例

传统村落是历史上人类聚居而自然形成的聚落形态,其存在实现了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广东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村落面临破败甚至消失的危机,亟待进行全面的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发展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利于保存传统村落中的历史人文印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住村貌、记住乡愁、延续历史文脉;有利于总结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类型特征,剖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身份视角下的我国民族政策反思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研究,要么简单式地描述民族政策的演变和实践状况,要么在现有民族政策体系的框架内进行个案研究,缺乏对民族政策的设计逻辑进行反思,亦缺乏对我国民族政策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和系统认识。本文从身份视角对民族政策设计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提出"身份—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分析框架和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的政策框架,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现有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民族政策是对"民族身份"这一单一身份的制度性强化,在实践中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在多元社会、开放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民族政策建构应基于多重身份的逻辑。最后,提出了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的民族政策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以广西为例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是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事业.目前,广西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但广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面临诸如申报工作相对滞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矛盾突出、“空村化”加速、开发“过度商业化”和当地居民保护意识薄弱等困局.因此,要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强化政府职责、坚持精准保护与发展一体化、协调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关系、确立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适度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宣传推介等方面的工作.     

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以大理邓川坝为例

位于藏彝走廊云南段的大理邓川坝,汉、白、回等族群共同生息繁衍,和睦共处,演化至今成为区域民族团结的典范.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构成了邓川坝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的两条主线,并显现出环境共居、文化共享、经济互联及社会互嵌的共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