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制度的灵魂

土司制度是历代统治者不断总结统治少数民族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俗而治的一种产物,少数民族首领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保卫边疆中具有汉族流官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中央王朝依靠少数民族首领的间接统治方法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和因俗而治的原则,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已日益失去其经济基础,被改土归流实际上也是因事制宜的结果。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灵魂"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原则的具体运用。     

唐朝与边疆民族政治联系的两种主要途径:册封与和亲

在唐代对边疆的开拓与经略的过程中,除了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创立羁縻府州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外,还不断地册封边疆民族首领官爵名号,频频通过和亲这种特殊的政治联姻,加强与边疆民族政治上的接触与联系.     

简论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问题

土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其实质问题是"以夷制夷"。土地占有制度的长期稳定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土官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以及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植是支撑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维护了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内地和边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互市"和"朝贡"贸易

唐王朝与边疆各民族之间除了以"互市"为主的贸易往来外,在唐王朝开疆拓土的一系列过程中,或通过武力威慑,或通过政治联姻,或通过遣使册封、赏赐,与边疆民族之间所达成的在政治上表示友好和隶属关系的"贡赐"贸易,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贸易形式。     

边疆民族心理是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

边疆民族心理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及民族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它具有朴素性、互动性、感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中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心态和宗教心理对边疆社会稳定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因此必须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淡化民族自我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

文章认为,唐代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并把之成功地推行于边疆地区.大唐帝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盛和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与羁縻府州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辛亥革命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五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严重的边疆危机,外蒙、西藏、新疆等地区随时有被分裂出去的可能,国家主权危在旦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主张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宣传“五族共和”思想,团结对外,巩固边疆.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从发展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到优先发展交通、移民边疆...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窗口”,而且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与国内其他区域农村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具有人口分布差别化、宗教信仰复杂化、语言文字本土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特征,致使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更具挑战性.只有树立了共生共存的边疆农村治理理念,才能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

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的窗口,也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差异的宗教信仰、异同的民族文化,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愈加复杂.另外,国际利益的冲突、反华势力的渗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迥异、政治冷漠与政治激进的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而引发各种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威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因此,提升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建设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培育各民族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一体化路径,即在承认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整合民族政治意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     

试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强边固防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成为诱发各种矛盾及影响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因素。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不仅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增进睦邻关系以及提高维稳处突能力的必要条件;是加强边防建设和遏制战争及御敌制胜的基本保障。     

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

唐人尚"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经验.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间接促进了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主要是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大量地出现在唐代宦游岭南的诗人笔下.他们"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论中国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性定位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共同的道德传统等特性,在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的当代,各国教育的民族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国教育作出怎样的民族性定位选择,反映了一国教育在教育国际化大潮中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前景.冷静面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辩证应对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适应国际化大势中完善、光大、弘扬自己的优秀民族特性,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始于近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一是其内部结构安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单元民族构成要素成为民族精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援引的基本素材.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错位、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冲突、进化论哲学与共同体建构援引资源历史性的矛盾.民族精英结合实际努力消解这一紧张关系,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华民族”最终成为凝聚民心、共赴国难的时代旗帜.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近代桂越边境鸦片贸易浅议

1889年,广西龙州口岸开埠通商,近代桂越边境贸易迅猛发展.鸦片贸易成为桂越边境贸易中的畸形怪胎,并逐渐泛滥起来.这是由于法国的侵略政策、广西当局的放纵以及广西边区鸦片生产、贸易的传统习惯等原因造成.鸦片贸易对近代广西边区经济和桂越边境贸易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