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民族宗教问题对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的影响

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的提出,是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表现,为中国与南亚相关国家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复杂、宗教多元,也面临着诸多民族宗教领域问题的挑战。尼泊尔在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中的地位特殊,民族宗教因素影响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尼泊尔国内民族宗教因素的积极作用,助力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另一方面,要有效应对和防范尼泊尔民族宗教问题给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带来的风险。     

论清代青海民族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

青海地区是历代中央王朝治边的重心,清代作为多民族国家最为巩固的朝代,当然不能忽视对青海的管辖.由于特殊的民族格局与宗教文化,清代中原王朝对青海的统治仍然遵循着“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纠纷解决中社会控制力量在国家权威认同后不断演变,以史料所见,纠纷解决中的社会控制可以分为罚服控制、调解控制、救助控制、弹压控制四种类型,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有以习惯法为主、民间诉诸于官方、官方依赖于民间的三种方式.     

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略

国内外学者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确认了从北部湾出发到东南亚、南亚等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这条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是世界古典时代的五大港口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港口.丝绸、黄金、珍珠等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商品.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重大,汉帝国正是通过岭南地区而被纳入当时的“世界体系”.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后世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基本路线.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试论元代书院的特征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元代书院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由各级官府为书院委任山长、任命和提升书院大小官员、官方控制书院经费的使用,最终使书院官学化,并在教学中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宗旨。此外,元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理学逐渐北移、民间创办书院以及蒙古族官吏建立书院等,这些都是元代书院有别于宋、明两代书院的特征。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读"法"心解:"保存"和"保护"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我们一直在"保护"二字上做文章.官方和学界陆续提出了一些保护理念,如整体性保护啦,原真性或本真性保护啦,原生态保护啦,等等.在<非遗法>"草案"或"讨论稿"阶段,名称都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从孔子学院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

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其宗旨是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增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得到广泛认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出于自身,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事实上,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正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特别是在文化的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问题.未来需要完善的方面很多,譬如多元化国际传播中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针对受众需求的传播和当代文化的地位问题等.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民间社会的"私了"——以西部民族地区为视域

"私了"作为民间社会的解纷实践理性,源于民间对正义的自我解读以及作为解纷资源的可及性。在西部民族地区,"私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私了"被视作无可争议的民间理性而被交往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支持,"私了"的结果契合民间正义且与国家法无根本冲突而为官方容忍;另一种是因"私了"的程序与结果规避国家法,稽越了民间社会对正义应有的自治底线,而对国家法造成颠覆的情形。对"私了"问题的研究志趣在于肯定其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使其理性层面的价值不纠缠于理论争论与描述中,而是通过规范法学的技术,使"私了"这类民间规则从"经验合法性"上升至"规范合法性",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软性融通提供智识贡献。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