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的契合——基于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在根本上是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是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现金股利能够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冲突,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中国上市公司股份结构对现金股利的影响

一、股利政策理论回顾。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的股利无关论定理(简称MM定理)认为,在完全的资本市场条件（MM的基本假设）下,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公司的价值增加与否完全由其投资决策决定。两人运用股利传递公司未来盈利信息理论解释了公司股票价格会随股利的增减而变动这一重要事实。该学派的后继者从放松MM理论的投资者和管理层当局拥有相同的信息假定出发,认为管理层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股利是管理层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因此该理论被称为信号传递理论。     

陈耀键 做最有价值的互联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创业起始就象从几乎无路可通的丛莽中斩棘披荆,寻觅一处可能发现金沙的所在,然后淘尽了数千斤沙石,希望至少找到几粒金屑。"显然,陈耀键很认同这句话,所以他能从昨天的报童到今天的CEO。陈耀键,男,1979年出生四川大竹,人人斑竹网CEO,公司团队50多人,产值近千万,人称重庆网络企业中的排头兵。此前两年,有媒体戏称其为"中国最穷的CEO"。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附加承诺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吗?

企业如何有效地传递信号一直以来都是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493家已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为样本,运用信号理论,对附加承诺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进行系统地分析、检验和解释。研究发现:(1)股改方案中"是否有附加承诺"和"附加承诺种数"与股改期间的累积超常收益CAR不存在显著关系,但"附加承诺轻重程度"与CAR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是否有附加承诺"和"附加承诺种数"不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而"附加承诺轻重"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且该信号为"利好"消息。(2)6种主要附加承诺在股改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增持承诺、追送承诺和最低流通价承诺与CAR值显著正相关,说明这3种较重附加承诺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且该信号为"利好"消息;而未来分红承诺与CAR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认为未来分红承诺属"利空"信号;延长禁售期承诺和最低持股比例承诺与CAR不存在显著关系,说明这两种承诺不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投资者重视管理者的前瞻性吗?——基于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7—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为对象,研究了信息披露的前瞻性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前瞻性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即投资者愿意为前瞻性更高的管理者手中持有的现金赋予更高的价值。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进一步,本文发现信息披露的前瞻性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在该信息更有用或真实性更高时更显著。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揭示信息披露的前瞻性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肯定了投资者对公司文本信息披露的重视。研究结论对管理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高管先天特质信息吗?

人的外表特征会影响信任的给予,业绩好的公司是否会为了增强投资者对会计数字可靠性的感知,而更愿意在年报中披露高管照片?或是业绩差的公司为了避免消极评价与惩罚而更愿意通过高管照片披露进行印象管理?本文基于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2011～2015年5年的数据对高管照片披露进行统计和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公司业绩正向影响高管照片的自愿披露水平。     

非对称信息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

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前沿性课题逐渐引起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但对其内涵和理论支撑的研究还很欠缺,实践中也仅仅局限在对西方企业做法的简单模仿上,极大地限制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的发展和其重要价值的挖掘.利用非对称信息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运作机理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从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和公司主动向投资者传递信号两个角度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建议,在融洽公司与外部投资者关系的基础上,以期提高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     

自恋的董事长更可能违规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董事长签名大小测度其自恋程度，实证检验董事长的自恋程度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影响机理.结果显示，自恋的董事长显著提高了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和违规严重程度；并且发现，自恋的董事长精力更加分散、更倾向于构建易于控制的年轻管理团队以及偏好以通讯形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是形成前述影响的三条潜在机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当董事长面临较大的业绩压力，或者公司较少被分析师关注时，董事长自恋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打开了高管自恋影响公司治理的内在机制“黑箱”,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相关的学术认知，为新时代进一步优化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家族企业更重视员工利益吗?——基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考察视角

家族企业追求“基业长青”,其在对待员工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时,是否会表现出显著的行为偏好和特征?本文切入劳动力成本粘性的研究视角,以2003年—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家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决策行为表现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进行劳动力成本调整时会表现出更强的粘性特征,且随着家族持股水平提升、进入代际传承阶段以及董事会中家族成员占比提高,劳动力成本粘性现象会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维护员工关系和保持良好声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家族企业中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具体表现为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行业竞争程度和非劳动密集性都会加剧家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家族企业承担适当的劳动力成本粘性还有助于促进生产效率,实现劳资“互惠”.本文既丰富了家族企业行为特征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处理劳资关系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吗?——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本文试图分析这种新生的持股方式能否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们通过对2004~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公司比金字塔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ROA和ROE)与市场业绩(Tobin’s Q),并证实了直接持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价值的3种路径,即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本文从股权安排的视角发现了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拓宽了两权分离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结果对未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与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基于RIV和AEG模型的公司价值研究

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价值评估日益成为资本市场中各方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而公司价值评估模型在其中的作用愈发显著。本文对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与非常收益增长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前者将股利折现模型中的股利用盈余和账面价值替代，而后者将每股收益引入模型估价中进行价值评估。由此使会计数据不再是作为估价的信号，而是直接作为估价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