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初认为上层资本家不都是民主革命绊脚石

丁日初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几年,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年,资本家阶级在上海开始形成,其中一小部份人成为这个阶级的上层。这个阶层的一个特点是:有的人,如祝大椿和朱葆三,原是民族资本家,后兼任买办;朱志尧、虞洽卿、王一亭则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仍不放弃买办职务。但经营独立的企业,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是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上层。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

“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Kuang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买办与上海钱庄的近代转型

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在买办云集的上海此种影响尤为显著,首先是,买办将钱庄纳入近代商业、工矿、交通企业中,为钱庄开拓了广阔的金融市场;其次是,大量买办投资于钱庄,或是钱庄成员侧身买办行列,使钱庄的组织成分进一步地资本主义化;最后是,买办的加入钱庄行列,促使钱庄功能的资本主义化.     

甲午战争与台北李春生家族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它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其家族在台湾,特别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仍相当缺乏。李春生原本是厦门的买办,清末来台后依然如此,但也自己开设茶行,出口乌龙茶经由厦门转运美国,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致富。1895年日军来台后,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经济方面,李氏家族还取得了近代商品煤油的代理权,到1910年代后期并把触角伸向金融与保险业,成立了近代银行与保险公司,可谓近代中国自买办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典型。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洋务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洋务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李志英洋务企业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使用机器的近代意义上的企业。怎样管理这样的企业是中国人面临的新课题。买办，因其最早接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成为中国最早熟悉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正是随着买办的介入，洋务企业的...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

何谓“一身四任”?即在大体上同一个时间里——一八八○年前后几年,郑观应有着四重身分,他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变,阶级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在迅速分化,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和形成。处于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阶级属性往往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例如说某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某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又由于社会变化迅速,不少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也在跟着变化,例如说某些人由顽固官僚、买办士绅转化为洋务派,某些人由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某些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民主革命派,等等。但象郑观应这样在同一时间里一身四任者,却是仅见的。解剖一下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矛盾的了解,也将有助于对郑观应本人的进一步了解。     

论刘坤一与大生纱厂的创立

论刘坤一与大生纱厂的创立崔运武大生纱厂是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转变产业政策伊始，由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张謇创办的江南地区较早的近代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张謇在创立过程中的艰辛，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倘若提到那时清政府在江南地区的当政者──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该厂创...     

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各商帮中,广帮是其中的大帮。本文旨趣,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探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一类人 ,他们的经济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买办的产生、发展、评价作一新的探讨     

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显赫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买办的兴起及其社会状况,而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买办逐渐走向衰落。从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进行的调查中整理出大量有关买办的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出身、官僚出身还是商人出身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的,买办、官僚、地主等出身的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或几个资产阶级。     

谈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维新思想,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书中他论述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近代报刊对中国民族经济的推动

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以后,对报刊功能的认识与中国民族经济自强、发展的本能促成了相互之间的融合。通过积极为宣传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产品信息提供服务、与民族资本家呼应"国货情结"等手段,以及注重增加报刊推销商品的艺术性、强调商品的好品质、与其它宣传形式的互为补充等策略,报刊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民族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但由于没有规范与约束,报刊的报道也出现了不少夸大其词、误导民众的宣传。另外,近代报纸上发布的多是外国厂商的商品信息和广告的事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近代军阀私人投资是官僚资本吗?

按照传统的观点,中国近代资本形式有两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其定义是这样下的,官僚资本: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也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称。(《辞海》第1016页1979年缩印本)民族资本: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一般为中小资本。(同上,第1806页)那么,近代军阀的私人投资到底属何形式呢?史学界一般把军阀的私人投资也算作官僚资本,因为军阀亦军亦政,他们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滥发纸币、募借外债、商业投机     

百年之后看“危言”——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     

关于祝大椿的卒年

祝大椿,中国近代资本家,字兰舫,1855年生于江苏无锡,怡和洋行买办出身。1872年到上海,先开源昌号,经营煤铁五金商业,后又买轮船多艘经营运输业,并将所获利润投资于工业,从1888年至1913年间陆续开办了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缫丝厂;合资开办华兴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纺织公司及怡和源机器打包公司。1908年以兴办实业有功,由清政府赏给二品顶带。曾历任上海商务总会     

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

歇家作为近代青海地区特有的民族中间商,在西北商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洋行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经初步探讨,歇家早在洋行进入之前就已活跃在青藏地区,洋行没有使歇家买办化,二者只是特定时空中的商业合作伙伴,歇家的衰落与洋行也无直接联系,青海地方官僚资本的商业垄断才是歇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歇家曾与洋行合作过就否定其在近代西北民族商贸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