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神、庙宇、土司与康东社会秩序——基于四川康定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

鱼通位于康区东部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山神信仰作为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将家屋、村落和区域社会连为一体,形塑了社会秩序。在山神信仰的基础上,在土司的作用下,各式庙宇及相伴而来的制度宗教、神灵以及组织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并与原有的山神和社会结构叠合。一方面,因元代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土司与寺院主导的地方历史又与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嵌:一方面运用既有的传统信仰来建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不同事件,同时,这些不同事件又产生不同意义,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和调整。在地方宇宙观与外来的普世宗教观接触中,山神代表的早期社会结构、元代后萨迦派庙宇对当地社会结构的调整,因土司制度的引入和连接,使得社会呈现出来更复合的形态,体现了藏边社会特点。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