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正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基本潮流并存的境地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特殊矛盾的视野下进行文化选择.     

自由之轭:从胡秋原参与的两次论战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胡秋原是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观点值得关注,而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局中也面临着"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困境。考察胡秋原在两次论战中的论述,探讨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意义。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三民主义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三民主义论战是抗战时期的独特政治文化现象。论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契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论战中系统化,同时又受到论战的影响,带来理论自身的不稳定性。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对于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本文不打算具体评判论战各方的是非曲直,而是把这场论战看作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找一找它的“上下文”,以探究其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研究述评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影响非常深远的大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论战发生的背景、论战的概况以及对论战的评价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中还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二是系统性不够,三是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近代中西医论战的文化反思

近代中西医的并存、冲突、交流、互补构成了中国医学发展的一条主线.通过梳理近代中西医论战中的思想流派,可以发现医学论战深层地体现出了玄学与科学、传统与创造的对立,彰显了文化异质的冲突.中医在面对西医的冲击中表现出鲜明的特色性、民族性、主体性以及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今天,反观中西医论战,承认不同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用对话代替对抗,有利于构建现代性的医疗体系,实现中医的文化自觉与发展.     

西化派的纷争——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派思想简析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全盘西化的观点是最令人瞩目的。通过对陈序经、胡适、张佛泉的西化思想的梳理与分析,达到理清西化派思想脉络的目的,从而对其思想作出综合评价。     

组织文化的功能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组织文化具有导向、凝聚、激励、规范、自我调控、扩散辐射等功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应当充分利用组织文化的积极作用,搞好组织文化建设,大力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能和质量。     

论大众文化消费及其特征

文化消费是现代人在物质生活得到丰富的同时进行精神状态的自我调整,充实感情和复归人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大众文化更是掀起了一股文化消费的大众化浪潮,以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大众文化也成为大众传媒时代满足大众闲暇时间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最好形式。大众文化消费有其独特的消费文化特征。     

网络词汇的变化与语言的自调节功能

汉语的自我调节功能对网络词汇的改变起了根本作用。通过"补位"和"过滤"两阶段的自我调节,网络词汇正从表面无序走向有序。在汉语自我调节功能作用下,网络词汇将健康地发展。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中国美学界发生过三次大的学术论争。这三次论争既有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意义,也具有知识学进步的意义,也是中国美学由古典到现代、由追随苏联到面向世界的学术转型历程,认真总结本世纪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下一个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     

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要进行自我调节,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和为什么能够进行自我调节,以及如何正确认识这种自我调节等问题。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也不可能改变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研究——以黔剧为例

在中国高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存续面临着多重困境,谋求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成为备受社会和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作为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的传统戏曲形式,黔剧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曾数次遭遇生存危机,但是,黔剧从业者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了积极适应变化了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更新中,于困境里重获新生。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活态传承的典型案例,深刻地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时,应该以积极主动的自我调适和自我革新,才能获得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的深层意义。     

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自基督教大学诞生之日起,"中国化"进程即亦启动:校名的沿革表达了教育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沟通的期望,"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反映出对中西文化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化"的办学理念.然而,在其早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发展过程中,面对"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基督教大学不得不进行自我调适而表现出浓郁的西方色彩.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儒法传统下武人心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人是文化哲学的本质和核心,武术文化研究离不开与"武"相关的人本身。以拥有武技的武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角色及其处境为线索,从儒家、法家的文化传统所代表的现实秩序的兴衰与融合的历史变迁中梳理武人心理结构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更真实地理解历史文化变迁中武术与相关传统文化的深层关系。整体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主流文化驱使下的社会秩序形成外部强制,逐渐使武人的自然性情趋于内隐而转化为自我控制和调整,从而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中实现了对暴力的文明转化以及自身心理结构的"理性化"。同时,传统武礼、武德的内涵也是在武人不断调整、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逐步生成与发展的,并承载和体现了一定的儒法传统特征,这一过程整体上也影响了武术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