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平议

对于韩诗,历来议论不一.司空图以为“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扶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张戒以为“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岁寒堂诗话》)陈师道引苏子赡云:“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又引黄庭坚云:“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后山诗话》)惠洪和尚《冷斋夜话》叙述沈括与吕惠卿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     

左宗棠平议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人物,百余年来,人们对他的生平和思想,对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断断续续作过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认识仍很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韩非文学思想平议

韩非的文学思想一直不受学术界重视，宛其原因，主要由于韩非是一个文学否定论者。然而，韩非否定文学，认为文学有害于政治，是从其法治主张出发的，结果造成了文学与政治的分离;在否定文学的政治作用的同时，韩非认识到文学具有审美、娱乐和实用等功能，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韩非的文学思想是片面的，但也是深刻的，这种片面的深刻在于它在不适当地否定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的同时，也惊醒了先秦儒家鼓吹的以文学代替政治的痴情梦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文学发展寻找新的出路。韩非的文学思想是从先泰混沌未分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两汉以后不断分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转折，应该受到文学思想史家的充分重视。     

孔子之道平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中,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宗法专制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焦芳学行平议

焦芳作为《明史·阉党传》第一人,史论一直对他保持着比较一致的负面评价。其奸臣身份已被定型,除了被后世作为历史反面典型进行批判之外,很少受到较为客观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针对焦芳的两个重要负面评价,即不学无术和压制南人,有必要重新进行审视与研究。另外,笔者还从一幅创作于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的《甲申十同年图》中获得相关有效信息,并试以图文互证的方式,对历史上焦芳的真实学行进行考辨。     

清代学术平议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学术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代有新变,一直到现在。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与过去血脉贯通,不能割断联系。研究清学,便得从源头说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号称“显学”,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艺以为经,章学诚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类。”“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俱见《文史通义》)由此可知,六经所阐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学术,也就是我国远古奴隶社会时期的学术大要。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有的是当时著作,有的还托始于较远或很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托始于商、周之书《伊尹》、《太公》、《辛甲》;墨家托始于周     

实用主义真理观平议

实用主义从真理发生学及其实际经验兑现价值的角度 ,提出了独特的真理效用论 ;其与传统符合论真理观之间的张力关系 ,反映了双方在本体基础乃至哲学旨趣方面一系列的理论分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实用主义对符合论观念背后关于认识的“视觉隐喻”及其所蕴含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超越。而导致这一超越的哲学基础 ,在于它实现了本体论假设的转换 ,即由把人作为与世界照面的旁观者的传统观点 ,转换为把人作为在世界中生活实践的探索者     

陆游诗论平议

陆游生平没有理论专著,其诗论见解主要保存在诗文、序跋,笔记中。本文试择几端,就其论诗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陆游晚年在论诗时曾云:诗岂易言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者。诗中甘苦,岂是初通诗法者所能道哉!     

王世贞美学思想平议

王世贞是明代中叶后七子首领,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繁富,影响深远的作家。本文想就王世贞的美学思想,并着重对他的艺术美论,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诗文以变化尚实为美王世贞的美学思想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于复古之风泛滥时,从自身的生活和文艺评论实践中,渐悟到诗文必须以变化尚实为美,提出了“穷态极变,光景常新”的命题。例如,他说: 自楚,蜀以至中原,山川莽苍浑浑,江左雅秀郁郁,咏歌描写须各极其     

衍音说平议

学界流行的衍音说由证明应时而作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而来。其实,它得不到语言实践的支持,在汉语史上也不可能存在。论者勇于假设,而不能证实,其理论依据与“衍音联绵词”例均靠不住。     

反训说平议

传统训诂学中有一种特殊的字(词)义训解现象,其特点是被训释字(词)能用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与其构成反义关系的字(词)来训解,所以被人们称为反训.如以“治”训“乱”、以“香”训“臭”、以“快”训“苦”等等皆属此类.需要说明的是,在反训现象中,被训释字(词)的被训释义与训释字(词)的训释义实际上并非反义.所谓反义是指它们的其它义项而言(详下).     

庄子基本思想平议

庄子发明了哲学怀疑的方法,确立了独立的精神,找到了走出乱世的端点,开启了全新的哲学探索。他以气论和“道观”的方法论发展了老子道论。“道观”是道家思维完成普遍化、客观化的重要环节。“逍遥游”捍卫存在与价值、人与自然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齐物论”建构起两行逻辑和多元认识论的立场,树立了道的胸怀和视野。如此才能平等、开放、公允地看待事物和言论的长短意义。庄子对儒家仁爱机制的反思有利于真正道德主体的确立。庄子从逻辑上对百家争鸣的终结产生了作用,庄子思想被专制法制排斥而失去社会建构的机遇是历史的遗憾。     

车盖亭诗案平议

车盖亭诗案平议萧庆伟宋哲宗元初，高太后临朝，启用旧党，排斥新党。前宰相、新党中人蔡确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其间，蔡确尝游车盖亭，并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句。时知汉阳军吴处厚笺释此诗，以为皆涉讥讪，蔡确进滴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新州（今广东新会）安...     

近年文学批评之平议

尽管批评激情、思想的敏锐和思考的勇气正在90年代日渐变成一种需要呼唤之物,但在充满人为策动、技术至上,以致文学自身的精神指向陷于迷茫的世纪末,我们毕竟还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存主见、有勇气直面自己心灵和生存感受的批评家的身影,他们本着相近的使命感,将文学批评维系在高水准的思想文化的分析思辩层面上。限于机缘,本文择其二三家,略作平议,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秦桧归宋问题平议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关于秦桧归宋与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是推进宋史研究的一件好事。但由于有些学者在史料的占有、分析和运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疏误,以致不但重复了过去已被驳倒的观点,而且又出现了新的错误观点。文章对此进行了讨论和批评。     

荆楚文化特质平议

春秋战国时代,开放、求新、求变的精神特征为当时诸侯各国所共有,并不能说明某一地域文化的特质。荆楚文化受南方水乡泽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以青铜器、漆器、刺绣、老庄哲学和楚辞为代表,极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精神,从楚人＂剽轻＂的风俗习性,＂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论,荆楚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与艺术文化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公羊学三世断限平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其内容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异辞。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中,其三世之断限,历代多有异说。董仲舒、何休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所传闻世,以文、宣、成、襄四公为所闻世,以昭、定、哀三公为所见世,兹为正说。此外,颜安乐、孔广森以孔子生后为所见世,郑玄平分二百四十二年,廖平、蒙文通师弟分别据《谷梁传》《左传》断三世,皆为歧说。董、何说之所以为正,就在于：其三世间的断限以王鲁为判准;而三世作为一个整体,即《春秋》之所以始隐终麟,则由素王决定。孔子作《春秋》,设三科九旨,始通三统而以《春秋》为一代,终张三世而将《春秋》一代分张为三世,亦可见三世之张法即三世断限的终极理据在通三统。     

苏轼诗学观平议

本文对苏轼的诗学理论作了全面的评析探讨,认为他在诗歌特性、诗歌的社会功能、以及诗歌的韵外之致和“变”“静”意象方面都有独特建树。苏轼完整的诗学体系革新了北宋诗歌风尚,充实、发展了传统诗歌理论。     

黄遵宪论曾国藩平议

本文讨论黄遵宪晚年致梁启超书信中表现的对曾国藩的评价，认为：黄遵宪对曾国蕃的评价，采取历史家的学术态度和思想家的冷静眼光，以历史和现实为参照，充分肯定他的功业与贡献，同时也指出他的缺陷，称之为“不可诱又不可学”的一代奇才．文章还征引黄遵宪诗文中的有关材料以为佐证，而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误解和曲解提出不同看法，澄清这一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