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活动考实(上)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的渊源,对于兰州大学校史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来说,都是需要学者们仔细考证和认真讨论的。笔者依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等新近公布的重要资料,对顾颉刚先生于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在兰州大学任教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考证了顾颉刚先生与兰大的渊源以及其与"兰大风潮"之关联,同时涉及顾氏在兰大讲学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成果、对兰大历史学科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兰期间的主要社会活动乃至他对兰大饱含的眷恋之情等问题。     

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活动考实(下)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的渊源,对于兰州大学校史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来说,都是需要学者们仔细考证和认真讨论的。笔者依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等新近公布的重要资料,对顾颉刚先生于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在兰州大学任教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考证了顾颉刚先生与兰大的渊源以及其与"兰大风潮"之关联,同时涉及顾氏在兰大讲学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成果、对兰大历史学科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兰期间的主要社会活动乃至他对兰大饱含的眷恋之情等问题。     

顾颉刚与教会大学

顾颉刚先生曾先后在燕京和齐鲁两个教会大学任教十多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当初,顾颉刚为了发展学术不得已而选择了研究条件较好的教会大学,但他的学术思想又与教会大学的学术取向发生了矛盾,最终不得不离开。     

李文实先生述略——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相关记载为中心

本文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以及相关回忆录中的记载,对曾任兰大历史系代主任的青海籍著名学者李文实先生的一生活动进行了探讨。着重探究他青年时期追随顾颉刚先生在成都、重庆、徐州、兰州、上海等地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及蒙冤入狱和恢复自由后的学术研究情况。     

试论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派”的首领。他的许多古史论点虽有疑古过甚的不足,但他彻底推翻了经学的神圣地位,使当时人们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从长远的观点看,顾颉刚最值得人怀念的,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他“决不以学...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

20世纪 3 0～ 40年代 ,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两次受聘为兰州大学教授 ,与兰州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结。 2 0 0 3年 8月 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京隆重召开“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 1 0周年学术座谈会”。笔者作为特邀代表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本文是在发言内容基础上整理而成     

费孝通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争探微——兼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围绕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费孝通先后提出过两次质疑。第一次质疑是学界所熟知的1939年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分歧主要在“民族”的界定标准上：顾颉刚以中华民族为参照对象,更看重主观上的认同意识;费孝通并没有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知识,强调不同群体在文化、语言、体质方面的差异性。后来,当费孝通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则接受了顾颉刚的基本观点。第二次质疑是1993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古史辨”在思路上存在没有解开的矛盾。这次质疑的关键在于费孝通认定顾颉刚“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事实上,立足于“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这一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层累造成”,正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特点。所以,第二次质疑更多属于费孝通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古史辨”破坏的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或前现代叙事,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起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解不开的矛盾。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从《古史辨》看顾颉刚的治史方法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曾以编著《古史辨》蜚声史学界。《古史辨》是一部以他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古史辨》陆续出版了七大册,收辑了他自己和同时代一些史学家大量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的论文,涉及我国古代历史的很多方面。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固然值得我们研究,其实,反映在这部书中的他的治史方法,也同样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走出疑古时代“的顾颉刚史学研究

对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影响的研究与评述是中国" 20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顾颉刚读书笔记、年谱、各种遗著的陆续出版,多部生平与学术传记的问世,进行全面研究与评价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由于田野考古的丰硕成果和中国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又使这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批评顾颉刚疑古过甚的同时能充分肯定其在思想解放和新史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对顾颉刚学术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的梳理、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顾颉刚与同时期其它史学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     

顾颉刚于张舜徽先生治学之影响

顾颉刚于张舜徽先生之治学有很大影响,表现在学术研究、著述计划、学术工作三个方面。在治学过程中,先生与前辈学者的交识,对他的自学成功经历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讷言者慧于心

宗璞忆父亲冯友兰,提起冯老的口吃与他的哲学成就一样有名.冯先生说“顾颉刚”的名字时,“咕叽咕叽”良久而念不出“刚”字;念“墨索里尼”,也必“摸索摸索”许久.冯先生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然而,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顾颉刚的历史教育思想初探

顾颉刚历史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可以初步概括为:“注重历史考实,勤于能力训练”;“致意通史教育,发扬民族精神”;“重视普及教育,宣扬爱国主义”等三个方面。顾颉刚之所以在当时对历史教育思想的认识达到如此的高度,一是由于他本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一是由于对历史学的功用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     

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一生中与顾颉刚冲突最剧。自北京大学经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堪称"不是冤家不聚头",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一段公理———关于大禹的考据,和一段私情———"抄袭"事件。     

浅谈唐尧氏

唐尧氏是我国古史传说中一个尽人皆知的古族。对于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的代表,1923年,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所谓古代史是层层加码逐渐编造出来的,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受疑古派影响,出现了“神话历史化”论。论者认为,儒者为了适应他们的主张,“把神话传说来加以理性的诠释,这样,神话就变做了历史。”拉长了历史,神话却日渐消亡了。茅盾和袁珂主是说。     

顾颉刚先生未刊书信两通释述

顾颉刚先生两度受聘兰州大学教授,但1937年首度受聘后未任课,故受聘始末多不为人所知。兰州大学档案馆收藏的两通顾颉刚先生致甘肃学院朱铭心院长书信,披露了此次受聘及顾先生准备任课工作之情况。这两通书信也是七十余年前顾先生即与兰州大学结下了不解情结的最新资料,同时,这两通书信也使得我们对主掌兰州大学前身甘肃学院校务只有一年的朱铭心院长有了较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