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

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柳诒徵史学的重要特征。当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及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掀起疑古辨伪思潮之时,柳诒徵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挥起反对＂疑古＂的大旗,并由此被作为＂信古＂、＂守旧＂的代表。事实上,柳诒徵的主张和行为皆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其爱国主义思想深植于其史学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当日军大举侵华之际,柳诒徵通过史学研究来唤起国人抗战御侮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彰显了其学术救国的治史理念。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

柳诒徵研究汉代历史的内容包括汉代的历史地位、尚书制度、议政决策、孝廉方针、算赋制度、长者言风 ;其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的方法、史学批评的方法与历史主义的方法 ;其研究范式是立足现实、展示辉煌、明确责任。     

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长期在高校和图书馆从事史学研究,著述众多,《中国文化史》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其观点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这恰反映了转型期学人的一种努力,且该书对其后之文化史著作影响至深。     

张謇与柳诒徵

张謇和柳诒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张謇兴办实业,亦强调教育救国,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并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柳诒徵不仅是历史学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长期亲执教鞭战斗在第一线的教育家。他们的人生存在着交集。1901年柳诒徵至南京江楚编译局任职,得到文正书院山长张謇的赏识。1903年柳诒徵和张謇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倾力于新式学堂教育,并在一些学校中共事,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至1922年,张謇关注到了新兴的“学衡派”并认同其部分观点,与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中坚不无关系。张謇与柳诒徵之间的交往,不仅有共同的交往圈,更是相互赏识且志同道合,在这种基础上的交往推进了教育近代化。     

柳诒徵与《学衡》

学界对《学衡》主要人物的研究中常常忽视柳诒徵,或是将其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事实上,柳诒徵是除吴宓之外唯一一位《学衡》自始至终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在学衡社中处境特殊,思想主张也与《学衡》主流有很大差异。仔细梳理柳诒徵与《学衡》的关系,探讨其间异同,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年代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有重大意义。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易长风潮与东南大学之兴衰关系至巨,个中原因甚为复杂,柳诒徵牵涉其中。由于杨杏佛和郭秉文之间的个人恩怨,加之杨杏佛的国民党员背景,而柳诒徵又和杨杏佛交相莫逆,身陷易长风潮漩涡中的柳诒徵备受责难。探究柳诒徵参与易长风潮的原因,无疑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还原柳诒徵的书生本相。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简论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的传统史观

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学术思想日臻成熟,理论体系逐渐完备,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从本质上讲,中国文化史是一部中国文明的发展史,是伴随着近现代史兴起的学科。而柳诒徵先生的代表作《中国文化史》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其中的传统史观体现了他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看法。     

柳诒徵与《国风》

《国风》是柳诒徵继《学衡》后创办的另一重要刊物,柳诒徽在其中担当了精神领袖的重任,切实主导了《国风》的办刊取向;在民族危亡日甚一日的20世纪30年代,他主张回归传统,发扬本国固有文化,以解救时弊.这既是柳诒徵原有文化保守主张的延续,也是柳诒徵后学衡时期思想动向的一次集中体现.     

柳诒徵图书分类思想与《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

柳诒徵是我国现代一位出类拔萃的图书馆馆长。他以其学识、才干和勤勉 ,在全国首先编出了一流的图书总目 ,为改革图书分类、振兴国学图书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

1922年《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柳诒徵以南高师、东南大学资深教授身份参与其事,成为学衡派重要成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尽管柳诒徵与其他主要成员在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学术渊源和治学志向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共同信念下,求同存异,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学衡派。     

“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柳诒徵“史学致用”论发微

在史学研究之中,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两种治学态度常被相提并论。孰是孰非,众说纷纭。一代史家柳诒徵高张经世致用之旗,明确反对为学问而学问。对其史学致用论潜研深探,并与当时相关论说相互比较,则可发现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之争,层面有二:第一层面易有共识,第二层面则殊难调和。当代论者探讨两者之争,多将两个层面混而为一,益发淆乱。因此回顾柳氏史学致用之论,梳理二者之争,也就极有必要。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史学家柳诒徵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

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率柳诒徵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学术贡献非同一般．柳先生不但“学问功夫深”,而且“道德文章美”,在门生中乃至学术界都有很高的声望．     

从目录分类看章学诚以史为本的文学观

章学诚对目录学上“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看法有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转变过程,尤其是对集部态度的前后变化,与章学诚的以史为本的文学观密切相关。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