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文化哲学探微

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西方、中国和印度走上了不同的文化路向,形成了精神各异的文化类型。主张未来的世界文化的不是西方化,而是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相继复兴。     

文化研究中的"失语症"辨析

在文化研究中,"失语症"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之所以"失语",并不是由于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的引入使我们原有的话语失落,不是我们原有的文化理论的丧失,而是我们无法用原有的话语来解释当前的文化问题;文化研究引入的备受推崇的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后结构理论等,并不是西方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西方主流文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所传递的价值观并没有征服中国;我们之所以面对西方学术"失语",主要是我们仅仅满足于操作这些学术术语本身,而对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现象很少涉及,"文化失语"是我们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缺少新话语的表达.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

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财产",与社会、历史、自然、文化、表述方式等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它的认识、理解、诠释呈现诸多的差异与变化.在当今"遗产热"的运动中,由于强烈政治话语的作用,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打上了政治学的深深烙印,出现明显的"倒置现象"--无论从定义和分类、对遗产的认知抑或是遗产主体性"失语"甚至"沦落",都亟需辨识与澄清.这不仅关乎人们对遗产认识的清晰性和选择的理性,关乎人类对自我家园重建的自觉性和重要性;也关乎我国政府制定的遗产战略"可持续性发展"的效益与效果.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从认识结构看东西文化鸿沟

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鸿沟的生成,缘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认识结构.西方人的"东方学"传统并不能消除文化鸿沟."世界文化"认识结构的形成,将有利于消除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鸿沟.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

以文学人类学对荷马史诗的重新解读为例,展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视野为重新表述中国文化提供的借鉴,论述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多元族群、多重视野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再认识与再表述."四重证据法"的方法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以此来进行单一的文献训诂、美学赏析所达不到的深层文化剖析.     

马克思东方文化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嬗变:一是早期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视域下,马克思主要对东方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批判;二是晚年马克思探索东方文化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因素",并提出未来社会文化"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上述思想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马克思的东方文化思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要正视自身的文化落后性,同时也要立足传统文化发掘"新生支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论梁漱溟对西方政治概念的解读

理性、自由、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这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因而,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将它们表述出来,让中国人能够认可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梁漱溟以文化言说政治,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诠释：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梁氏将佛学、儒学及西学知识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解读西方政治概念的主要特色。     

当代中国人的三重自我及“混融自我”

"混融自我"是指在多元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在多维涵化过程中形成的多个文化自我之间的混融。本文以"混融自我"作为分析工具,以当代中国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分析对象,梳理了中国社会三种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的关系,并从文化会聚心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人"混融自我"的建构,即三类认同两种文化的二重"混融自我"和一类认同三种文化的三重"混融自我",进而指出中国人理想的自我系统应该是三种文化自我和四种混融自我的并存,最终指向"多元一体"的具有统整性的自我系统,其中,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的混融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是并存、包容和指导的关系。     

回到“历史化的马克思”：现代性权力空间下的东方表述

萨义德既继承马克思在差异基础上的现代性批判,并从内部结构的权力区分转向地缘空间的话语关系;又批判马克思历史理性的东方表述是一种东方话语,两者都坚持有关自由、平等与真理的现代性基本观念。现代性被定为一种内部自反的过程,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权力表述中,忽略与遮蔽了社会真实的复杂性,不断地回到马克思,永远历史化,才是文化表述的警示与需求。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主持人语:自近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传统哲学需要一个现代转型,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似乎对此观点提出了疑义。按照这种疑义,由于近代以来借用西方话语来进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学者在国际对话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因而在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沟通和解读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这种疑义通过赛义德所谓东方学而提高到更尖锐的程度,认为西方对东方思想的支配和控制,很大程度是通过东方学者对自己文化的"再现"来实现,东方学者通过西方叙述框架和概     

梁漱溟与中国讲学传统

在国人尊西学若圣经,弃中学如毒液的"五四时期",梁漱溟"逆历史潮流而动",致力于"纵向接续"中国古已有之的讲学传统以"匡冀夫学校之不逮",复活彷徨、颓废的青年,拯救凋敝、衰败的中国。乃源自其对"旁采泰西"的教育模式由于"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水土不服而融合了东西方知识与情意教育各执一失之弊端的批判意识、深刻的精神炼狱式的生命体验及其对于东西文化路向的独特理解。梁漱溟一生的教育实践,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倡导的"再创讲学之风"。因此,讲学是理解梁漱溟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关键所在。     

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研究

从通识教育的理念出发,探讨大学阶段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综述发现,大学生母语文化失语现象确实存在。教学中,目的语文化引入较多,母语文化涉及很少,是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的重要原因。在实践教学中,应培养学生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的能力,以更好地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真正实现多元文化交流。进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纂建设、测试与教学一体化、自主学习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

对于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而言,厘清什么是其学理的基本问题,关涉到它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本文由此出发,阐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和核心在于"表述",并分析了表述的两种类型:"身体之言"与"媒介之语".文章强调以文学人类学视野反思"文学",目的不仅在于对民族国家、轴心时代乃至文明历史范围内的精英文本加以关注,而更在于超越既有的文字中心,从更宽广和更根本的视野里回归对人类多元表述的追寻.     

意识、事实与宪政:梁漱溟宪政态度的转变、原因及启示

梁漱溟对待中国宪政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梦想立宪",即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不附合、不参加、另探索",再到积极参与宪法的制定、修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再三强调宪政限制王权的作用。梁漱溟宪政态度第一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转向"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第二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与"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的结合。梁漱溟宪政态度转变及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宪政的启示是:对宪政内涵有新认识;认识到宪政是"治国之策"而"非强国之策";高度重视宪政建基的"事实";掌握宪政建设的路径。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初探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是以"意欲"为本源来构建其文化哲学体系的.他所阐述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试图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问题,以期指明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与日本

章太炎对东方语言文字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将语言文字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字不仅是民族文化之根,代表着一国的"文化身份",也是将亚洲各国团结一起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的纽带工具。章太炎对东方语言的认识,以及其东方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和建立,与近代日本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研究章太炎的近代东方语言文化观与日本之间的联系,这对全面认识章太炎的思想和此期复杂的东方时代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