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青年群体晚婚对男女两性生育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CSSCI

文章使用CGSS2010-2018六年调查数据,从生育观念转变和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探讨了初婚年龄对青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未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使用人口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2)青年男女初婚年龄推迟通过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和提高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概率是导致生育行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加之男性的生育意愿主导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晚婚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户籍晚婚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农村户籍并且对城市青年男性的负向影响最大,农村青年女性的负向影响最小;青年群体初婚年龄增加对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概率都显著为负且负向影响强度依次增强,而且负向作用男性大于女性;80后90后男性晚婚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大于女性,但60后70后不显著。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初婚夫妇年龄差的特点、变动趋势及分析——以北京为例

利用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对近年来初婚夫妇年龄差的特点和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初婚夫妇的平均年龄差为1.87岁,"男大女小"仍是主流的婚龄匹配模式,但由于"妻大于夫"的夫妇数量的增多和大年龄差距的"夫大于妻"的情况的减少,夫妇年龄差呈逐渐缩小的态势。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女性教育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及其与男性学历差距的缩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均使夫妇年龄差趋于缩小。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大城市的婚配状况和发展态势,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对1975年(含1975年)之后结婚的18~59周岁分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和教育匹配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依然以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为主流形态,主要介于丈夫小妻子1岁到丈夫大妻子4岁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看,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平均婚龄差(绝对值)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找年龄相同或相近的配偶。在初婚夫妇教育匹配上,同质婚和异质婚中的"男高女低"仍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教育匹配的同质婚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对等;由于教育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上升、性别平等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两性教育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初婚夫妇教育匹配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则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趋近的配偶,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配偶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获得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都不均衡,一些地区尚存在性别差异,而同质婚的增加和异质婚"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减少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难以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可能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初婚年龄持续攀升,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婚前同居与初婚年龄之间有没有关系?本文基于婚前同居对离婚影响的选择假说与经历假说进一步探讨两种假说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选择假说认为同居者自身特征促使他们追求思想解放,消极地影响着婚姻稳定性,因此与其同居伴侣之间并不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契约。由此推测这些积极影响同居的特征因素会给结婚带来消极影响,婚前同居就会推延初婚年龄;经历假说认为共同生活的经历将会改变同居者对婚姻的认识,他们不再强烈地致力于追求婚姻的身份。他们将会接受婚前同居这种暂时性的本质。很多夫妇认为同居提供了一个婚姻的替代品,结婚的欲望由此下降。因此这也将推延初婚年龄。除两个假说外,同居者想要通过同居搜集更多对方的信息,这种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也将推延初婚年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0年CFPS抽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并检验婚前同居推延初婚年龄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婚前同居使女性与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15岁与0.868岁。在控制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后,婚前同居对女性与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很大且显著,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31岁与0.890岁,证明婚前同居将会提高初婚年龄。这进一步明晰了婚前同居在我国家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推延作用无疑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数量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1964～2005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基于人口普查/抽查资料的分析

人口受教育状况通常被当作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资料,运用趋势分析和队列分析方法,分析1964~2005年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1982~2005年间分性别、分城乡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不同年代出生人口的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教育基尼系数逐渐降低,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城乡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每个队列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所提高,且各队列人口取得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既有年龄效应作用的结果,也有队列和时期效应作用的结果。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北大核心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IV-Tobit模型的估计

在估计高等教育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时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从而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由于女性生育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因此该推迟效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生育率和母婴健康。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本文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与较低教育人口的最终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具有较高的结婚率。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他们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这种婚姻推迟的趋势。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论“大龄”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

十几年前,史密斯(Smith,1980)的研究指出,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女性终生单身的现象仍然较少,女性终生单身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明显上升。除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菲律宾以外,45—49岁妇女的未婚率仅为1—2％。联合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中也强调:“作为一个区域,亚洲仍然保持着普遍结婚的婚姻范式,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男女两性的结婚率都相当高”(United Nations,1990:184)     

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立足于"五普"长表数据的分析

文章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和地方文献资料考察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定婚龄、政策婚龄对农民初婚行为的约束作用.文章的基本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法定婚龄并非刚性原则,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迄至80年代初,尽管各个时期都有一定比例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者,但多数民众却遵循了这一原则.晚婚年龄政策虽未被多数民众所恪守,但却将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者的比重降到最低.80年代法定婚龄以下结婚率上升与集体经济组织制约降低有关.90年代农村晚婚率上升是社会经济初步转型力量推动的结果.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数据，使用年龄、时期和队列模型分析方法对中国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主要形式是非正式护理，即主要依靠配偶和子女，对于其他亲属和正式护理的偏好较弱。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效应体现为对于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倒“U”型而对于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正“U”型。从队列维度来看，1930年代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更偏好子女提供的长期护理，1940—1960年代的中年和低龄老年人更偏好配偶提供的长期护理。在时期维度上，由于孝道观念、社会政策等影响，中老年人对于配偶和子女的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对于亲属的长期护理偏好略有上升，而对于正式护理的偏好较为稳定。非正式长期护理偏好存在替代关系，60—79岁群体的老年人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则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男性比女性更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在我国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了解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偏好，激励非正式护理，能够为我国更有效地完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拓展新的思路。     

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

本文以1994年江门市及下属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市即五邑的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外国人和外籍华人)在江门市民政局登记结婚的776对夫妇资料为分析样本,讨论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念和行为。希望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新移民的心态,认识其运动的内在机制。 一、婚龄差分析:大多数新移民能以较平常的心态对待涉外婚姻,也有一些人对婚姻中的非感情因素考虑很多。 婚龄是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中男女当事人双方都会慎重考虑的因素,它关系到配偶的身体、生理健康,对婚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婚龄差的选择,既是双方个人意愿的反映,但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 本文依据的776个新移民样本中,初婚686人(女性587、男性99),占总数的88.41％;因丧偶、离婚而再婚者90人(女性58、男性32)。其配偶的婚姻记录:初婚者517人,占总数的66.63％,比新移民初婚人数低21.78个百分点;再婚者259,比新移民中的再婚者人数多。在这776对夫妇中,双方为初婚的,有494对;双方为再婚的,67对;一方初婚另一方再婚的,215对(以新移民初婚、国外配偶再婚的情况为主,192对)。 根据776对夫妇的结婚年龄,进行的婚龄差统计,他们的平均婚龄差是9.55岁,明显高于广东省国内婚姻的婚龄差。在不同的年龄组、不同的婚姻状     

我国居民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男性与女性初婚前同居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居民中具有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约为10%,且这一比例在较年轻的群体中更高.在最近结婚的人群当中,同居比例达到1/3以上.根据发展范式这一理论框架,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境,文章提出,人们观念的改变与制度的变化是造成我国同居比例上升最主要的推动力.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出生世代、教育程度、城市生活经历、流动经历、党员身份和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对我国居民是否具有初婚前同居的经历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文章对同居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初婚年龄的推迟等婚姻与家庭领域中发生的变化.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育龄妇女生育经历与其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妇女自身意愿,也就是妇女对子女需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妇女自身的生育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作用考虑进去。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