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北大核心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数据,使用年龄、时期和队列模型分析方法对中国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主要形式是非正式护理,即主要依靠配偶和子女,对于其他亲属和正式护理的偏好较弱。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效应体现为对于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倒“U”型而对于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正“U”型。从队列维度来看,1930年代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更偏好子女提供的长期护理,1940—1960年代的中年和低龄老年人更偏好配偶提供的长期护理。在时期维度上,由于孝道观念、社会政策等影响,中老年人对于配偶和子女的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对于亲属的长期护理偏好略有上升,而对于正式护理的偏好较为稳定。非正式长期护理偏好存在替代关系,60—79岁群体的老年人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则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男性比女性更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在我国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了解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偏好,激励非正式护理,能够为我国更有效地完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拓展新的思路。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收入的影响

推迟初育年龄的行为是否为女性带来经济收益?已有研究未能就此达成充分共识。家庭制度环境是理解生育时间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影响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制度环境形塑了生育行为发生前后女性的人力资本投入情况及其对职业生涯发展和长期经济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9期追踪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在中国特殊的家庭环境下,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定年龄范围内晚育有利于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户籍、受教育水平更高、初育行为发生在近期的女性能够收获更多的经济利好。这些结论从经济理性的视角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的人口学现象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文章利用CGSS 2003 ～ 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     

人口年龄分布与中国居民劳动收入变动研究

文章从代际和年龄角度定量分析了中国居民劳动收入变动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收入变动的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皆表现出明显的线性趋增,且前者大于后者。收入不平等的年龄效应表现出非线性的、加速递增趋势,而不平等的代际效应稳定上升,1960年之后出生队列不平等程度较高。此外,居民劳动收入变动也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收入模式更具优势。由于代际效应和城乡差异是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促进代际公平的养老保险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应受到充分重视。     

中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时期-队列分析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趋势与国际比较

中国家庭近年来经历了迅速的变迁,尤其体现在婚姻的形成与解体上。利用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婚姻行为的变化趋势,并阐明不同测量指标的适用性与局限性。此外,将中国居民的婚姻行为与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与不婚率都有所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人们仍较早、较普遍进入婚姻。通过分析成因及与国际比较,认为中国居民将持续推迟初婚年龄,不婚也将更为普遍。中国粗离婚率在近年来不断攀升,但队列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离婚风险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在传统养育观念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在短期内仍将维持较高的婚姻稳定性。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分析

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数据,探究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迁移历程及其性别差异,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解释重要生命事件(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迁移历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生年代人口的迁移历程呈现明显的队列差异和性别差异;与1940～1949年和1950～1959年出生队列相比,1930～193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在迁移高峰年龄(20～24岁)时的政策限制较少而终身累计迁移频率更高,性别差异也更显著;教育和非农就业转移会促进终身迁移机会,较早结婚和较多生育的作用则相反;非农就业转移对女性的多次迁移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会缩小男女之间的迁移差距;结婚和生育会降低迁移概率,而离婚会增加迁移概率,这些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中国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调查"数据,通过时期队列比较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我国近十年来老年入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为我国老年人口的服务政策提供相关的依据。分析发现,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中信教的比例从15.56%下降到13.89%;除60~64岁年龄组外,同一年龄组的老人信教比例有所降低,同一出生队列老年人信教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下降,这与世俗化理论的预测趋势一致。性别、民族、受教育水平、是否为党员/干部、慢性病、自评子女孝顺、是否与子女同住、有无社会组织参与等变量是影响老年入宗教信仰选择的主要因素。相关部门应充分地认识和把握宗教在不同时期和出生队列老年人群中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以更好地制定老龄服务性政策。     

初婚夫妇年龄差的特点、变动趋势及分析——以北京为例

利用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对近年来初婚夫妇年龄差的特点和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初婚夫妇的平均年龄差为1.87岁,"男大女小"仍是主流的婚龄匹配模式,但由于"妻大于夫"的夫妇数量的增多和大年龄差距的"夫大于妻"的情况的减少,夫妇年龄差呈逐渐缩小的态势。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女性教育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及其与男性学历差距的缩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均使夫妇年龄差趋于缩小。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大城市的婚配状况和发展态势,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