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人口生活质量区域性量化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人口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国内不同区域人口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统计分析中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构建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运用社会统计学软件SPSS15.0对2005年中国31个地区16项反映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的截面数据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同时,根据计算结果对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4个区域31个地区城市人口生活质量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和综合评价。     

基于PVAR模型的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集聚分析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东北人口流动和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特点,利用1987-2015年的相关城市数据,运用PVAR模型,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和东北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利于全省人口向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以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为特征的东北工业化发展不利于人口的集聚,另外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指令性经济的影响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影响较弱且持续时间不长。在进一步讨论中,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与PVAR模型一致。目前在东北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资源集聚优势,合理安排产业比例,完善产业布局,确定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促使工业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此外,还要减少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实现两者的互动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发挥人口集聚优势,带动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秦巴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分区引导——以陕西省安康市为例

随着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秦巴山区人口空间结构将进一步重组。本文基于安康市的乡镇单元,采用空间分析合理划分人口集聚区的等级,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的空间相关性,试图揭示人口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不同人口集聚区进行策略引导。研究表明:1人口集聚区等级的划分可结合人口增速与人口总量;2不同影响因素对人口集聚产生的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集聚具有"马太效应";医疗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正效应,也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增的规律;交通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高程对人口聚集的影响存在负效应,并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而耕地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与产业结构相关;3影响人口聚集的需求要素具有显著的差异,即经济发展需求>土地需求>便捷的交通需求>良好的医疗条件需求>低海拔需求。4对于秦巴山区来说,人口集聚的引导策略应结合"地情"进行统筹谋划,如人口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重点,人口次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为重点,人口中度集聚区以医疗服务设施完善为重点,人口低度集聚区以高山人口转移为重点。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社会经济发展的生育率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相关、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从时序与截面数据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育率效应作了系统实证分析。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生育率水平的终极性因素，但其直接影响力较小，更多地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基础和实现人口控制的长期条件，文化水平在生育率转变中起特殊重要的作用。作者还分析了造成生育率时序、地区和城乡差异的原因及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水平的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特殊性分析

20世纪末期,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超过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也超过全国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但目前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明显存在着城市现代化基础相对薄弱,工业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象是我国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其特征表现为:从发展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放缓;从国内外比较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城市化质量指标看,东北地区城市经济总量和城市竞争力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虚高问题,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乃至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和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一直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人口流动是否合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流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本文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选取高技能人口比例等指标为门限变量,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高技能人口比例超过7.24%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将增加8%。反映区域发展条件的其他门限变量估计结果同样显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门限影响,当人口抚养比、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信息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检验获得了相同的研究结论,高技能人口比例的门限值提高到10.57%,反映了第二产业对高技能人口的更大需求。总体看来,我国区域人口集聚水平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相互促进影响。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

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越南女性的大量涌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日益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现状、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存在的问题、越南女性配偶的主动身份建构等方面,分别介绍近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几点建议。     

影响我国非农产业就业的三种效应分析

我国非农产业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部分,非农产业拉动就业可以划分为三种效应:增长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非农就业效应的分析,得出发展经济是促进就业的主要手段和改善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的结论,并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效率条件决定的自然失业率:一个模型

为扩展效率工资理论以更好地解释自然失业率,本文建立一个同时考虑到绝对工资、相对工资、失业率和监督成本等影响因素的、具有均衡解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工人对失业、工资和监督的重视程度等几个特征值为依托,显示了自然失业率的决定机制及实践含义。     

试论人口对生态平衡的影响

从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对生态平衡的影响。指出：维护生态平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努力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通过人口普查资料重新构建了年龄别人力资本存量。利用28个省份1983—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年龄别人力资本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存在着阈值效应．只有高存量的年龄别人力资本才会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