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首领、等级制社会与现代化——从《凉山夷家》及其后续研究讲起

本文是一项学术史研究,通过重温和比较林耀华先生三次赴凉山彝族地区的考察研究,来探寻他所思考的民族地区现代化转型的经验与问题,以期有益于拓宽"藏彝走廊"的研究思路。林耀华在1943年初访凉山时,注意到彝族社会的头人、等级制和声望竞争的特点。这些特点曾经为明清时期的国家控制所利用,国家通过将头人收编为土司来驱使其按照国家意志征服其他夷部。而等级制的内在封闭性也形成凉山现代化改革的困境。林耀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中发现,经济发展有可能是改变凉山社会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突破口。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市场的发展仍需依托于政治关系来运行。     

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学术纪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先生发言指出:林耀华先生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重要开拓者,林耀华先生本人既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界泰斗,也同时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教育家和学术播种人。林耀华先生的一生,在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借鉴国外思想进行中国本土的文化观察与解说,以及重视经世致用的现代应用人     

更正说明

《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刊出鄙著《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一文,因年迈记忆力衰退,口述时即有若干错误,近经老友王晓义同志提醒,有以下几处需加更正:1.第16页第6行"费孝通夫妇到凉山等地的考察",费孝通夫妇应是去广西大瑶山,未去凉山;林耀华先生曾在大小凉山考察。2.第16页第9行"1956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     

关于“民族”一般定义的探讨

林耀华先生在他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说：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共同体。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这即符合民族学研究史上的传统意义，也等同于我国一般学者对民族这一概念的一般看法。     

甘肃土司始于何时

甘肃土司始于何时,这是撰写《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明史》《清史稿》等记载,明代甘肃的卫所官并未列入土司系列,《明会典》中所列明代的土司职衔,也不包括卫所官。明代严格区分土官与夷官,土官指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之土官（即土司）,而甘肃及东北等卫所官则属夷官。此外,明代甘肃卫所官的世袭与内地卫所官并无区别。甘肃的卫所官是在清朝划归土司系列的。     

“把种子埋入土中”--纪念林耀华先生诞辰110周年

"中国的道理"概括起来有两个关键内容:农耕文明的农本"社稷";"家国天下"之家族-宗族的礼仪伦常。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土地上的家族"历史风俗之画卷,特别是《金翼》以小说体"客观"记述了他的家乡张、黄两个家族的社会变迁,为民族志的实验语体提供了一个典范。在林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殊时刻,笔者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义序与“宗族乡村”——读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

<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前往英美国家求学,林耀华(1910²000)就是其中一位。随着他们博士论文的出版,中国乡村研究蜚声海内外,从而催生出了人类学史上的经典村落,比如江村、禄村(二者为费孝通的研究地点)、黄村(林耀华的研究地点)。经过半个多世纪,学界也出现了对这些村     

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

五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就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但因大家对“民族”一词的概念理解不一致,结果出现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又开展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同样反映出由于对“民族”一词的概念分歧而引起的混乱。1963年,林耀华先生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民族”一词的     

"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文章论述西周春秋时期"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结合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四夷"、"四方"间的搭配结合与"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渊源关系。《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受命不迁,生发河湟--民族研究所成立25周年之回顾

本文就笔者的回顾,记述了民族研究所成立2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及其成长的过程,从中总结出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其未来发展和建设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