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兀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女真的关系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蒙古兀良哈之地,史称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原是明朝加强边地统治,防御蒙古南进的重要措施之一,亦即利用兀良哈三卫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其“东捍蒙古”,明初三卫的确为有效地扼制北元和鞑靼部的东进南下做出了贡献,但正统以后,三卫便失去了其“屏藩”的作用.当然,不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明朝的关系始终都不是稳固的.同时,兀良哈三卫与女真关系亦很密切并逐渐发展,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明朝,对东西蒙古势力的消长,三卫本身的发展及女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兀良合台自滇入蜀事迹考述

1254年春,忽必烈平定大理,班师北返,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继续东征。不久,兀良合台占领云南全境,随即奉元宪宗蒙哥汗之命自云南移师攻蜀,配合留驻陕、蜀的蒙古军,对南宋四川实行南北夹击。这是蒙古对宋战争特别是用兵蜀境以来,意义非同寻常的一次进军。《元史》记载这次进军的文字甚少,仅两处:其一,载于《元史·宪宗纪》:“是岁(宪宗六年),兀良合台讨白蛮等,克之;遂自昔八儿地还至重庆府,败     

蒙元时期的哈剌赤与兀剌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 ,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剌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 ,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

内迁畏兀儿人的主体即普通民众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以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定居于关内各地的。内地普通畏兀儿民众,绝大多数是受海都、都哇等西北叛王发动的战争的波及而迁居内地的。朝廷在安置畏兀儿人时,赋予了其浓重的军事色彩。各个聚落,除永昌和大都外,在形成之初,大多带有军事镇戍或屯田驻扎的性质,这与他们探马赤军的身份有关。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上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海西女真的经济生活

明代海西女真由于族部众多和分布地区广大,,其经济生活也因族部或地区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大体说来: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及沿海岛屿上的乞列迷、苦夷等族部,以渔猎经济生活为主;居住在精奇里江及其迤西的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索伦部落(琐郎哈)之人,过着农业、狩猎、牧业和渔业的生活;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的大部分中间地段(西北自雅克萨城一带迤东,下至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或散鲁温止)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的兀     

“兀者”即清代的赫哲族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刊载的董玉瑛同志的《明代海西女真的经济生活》一文,文中提到:“提起兀者,人们每与野人和丛林(兀者:满语丛林)相联系,似乎是一群生活在丛林中的野蛮人。其实不然,兀者部(即明初的忽刺温、明代的山寨夷和江夷,明后期的扈伦和呼尔哈人),是主要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的部落。”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兀者,也就是清代的赫哲族。兀者,是赫哲族在元、明时期的称呼。兀者一     

阿勒泰乌梁海蒙古社会生活及文化

一、林木中百姓乌梁海,汉名异译有兀良哈、兀良罕、兀良孩、温娘改、乌浪汉、五两案、斡朗改等词。关于其词义,有多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蒙古语“森林中百姓”,有的学者认为是通古斯语“饲养驯鹿的人”之意。笔者在阿勒泰乌梁海聚居区调查时,据当地老人们说,“乌梁海”是蒙古语“乌仁该”之词的转音,“乌仁”是手巧、能干之意,“该”是家伙之意。因为在很久以前,乌梁海蒙古人善于打猎射箭,所以准噶尔蒙古人则称他们“乌仁该”,即“手巧的家伙”。无论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其概念的含义都体现出乌梁海部是一个从事狩猎、驯鹿的部族…     

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畏兀儿政权归顺蒙古。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大批畏兀儿人入居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或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蒙元时代,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推崇与扶持,藏传佛教盛行全国,于是畏兀儿人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修习藏传佛教的僧徒。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女真社会的“商人”群体

女真商人的绝大多数是由各部族的首领构成,从事商业活动只是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部分,而这种商业活动是以明朝的朝贡制度为基础的。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同时,商业活动也影响着政治权力的消长。从事商业活动的女真人,不仅要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要从事渔猎、农耕、掠夺及其他经济活动。女真商人将汉文化的影响带入女真地区,促进了女真社会的迅速发展。     

关于“兀爱营”的几个问题

根据明人的有关记载,在明代后期的土默特万户中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兀爱营”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是安兔台吉。种种迹象表明,“兀爱营”与清代的土默特右翼旗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下面仅就有关“兀爱营”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关于兀爱营的名称。和;田清说:“黄台吉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他父亲俺答死后承袭顺义王位,移至归化城方面,因而分割他的东部领地,建立了各营,其中之一叫作兀爱营。”在蒙文史籍中,没有关于兀爱营的记载。即使在明人的著述中,关于兀爱营的记载也是凤毛麟角,极为罕见。看采“兀爱营”在当时就是一个流传并不广泛的名称。     

鞑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历史——兼说“都沁·都尔本”一词

历史上鞑靼一称有三个涵义,随着时间的差异和内容的不同:第一,唐、五代、宋、辽、金各朝兴起于蒙古之前,后为蒙古所灭的塔塔儿(tatar)部;第二,元朝以来蒙古人的异称(元朝的蒙古人并不十分讳言“达达”一名);第三,与瓦刺、兀良哈齐名,以元顺帝后裔为统治者的蒙古本部,这三种人构成了明代蒙古历史的全体。须知,三种涵义上的鞑靼乃是彼此联系的:没有塔塔儿部的强盛便没有蒙古人的兴起,蒙古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外借用塔塔儿的名义;因为蒙古人借用了塔塔儿的名义或者因为人们对塔塔儿与蒙古的混同,所以蒙古或与蒙古近似、与蒙古有关的异族人,无不被概称为鞑靼;既然中原地区的人习惯地     

帖木真与札兀惕忽里

帖木真(亦作铁木真)被金丞相完颜襄封为札兀惕忽里(亦作察兀惕忽里、札兀忽里、察兀忽鲁),究竟应如何解读,一直倍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札忽惕”一词之“札”,“实”即“乣”字.“乣”字应读如“札”或“查”.帖木真被金封为札兀惕忽里,不是“百夫长”或“百户长”,而是金朝已正式承认帖木真为蒙古部的部长和统率蒙古军的统领.     

旭烈兀西征与穆斯林世界的风云变幻

蒙古西征对穆斯林世界的命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旭烈兀西征引发了穆斯林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导致波斯尼查尔派和阿拔斯王朝的覆灭,建立了蒙古贵族统治的伊利汗国。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使一个新的穆斯林文明在旧文明的灰烬中兴起;旭烈兀西征也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苏菲主义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     

振兴东北与社会结构的改造

回顾近现代东北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农耕——渔猎——游牧三大板块结合的社会结构,逐渐向以外来移民和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结构演变的过程。渔猎、游牧社会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因此,对现当代东北地区社会结构的分析,重点就应放在移民的本土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克服间歇性发展的历史局限,代之以持续性发展的社会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改造传统的社会结构,改造传统的地域文化,追寻适应持续性发展需要的社会结构支撑与新的文化精神。     

“邦泥定国兀卒”考释

《宋史·夏国传》云:元昊遣使如宋,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待以侮玩朝廷,不可许”。范长江云:“元昊对于中国的轻侮,可谓到了极点,他自己东征西战,连年用兵,弄得不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往的政治、历史教科书上都讲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近百年来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证实,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所谓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有些部落,原来依靠采集为生的部落向农业发展;而有些以渔猎为主的部落则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辨析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往的教科书上都讲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近百年来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证实,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所谓“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有些部落,原来依靠采集为生向农业发展;而有些以渔猎为主的则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     

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

洪武元年 (136 8)明军攻取大都 ,元朝灭亡 ,元室北退 ,到洪武末年 ,漠北逐步形成三大集团 ,即东蒙古鞑靼、西蒙古瓦剌和兀良哈三卫。明朝前期对蒙古的政策大致为剿抚兼施 ,积极备御 ,扶弱抑强 ,分而御之。从这一政策出发 ,便出现了明成祖册封瓦剌三王 (140 9)及和宁王 (1413)的史实。瓦剌三王名号出自明朝的杜撰 ,其品级为散阶正一品 ,其中顺宁王印为驼纽金印 ;和宁王号源于元代和宁王号     

清代鄂温克族农业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在以狩猎、畜牧经济为主导地位的鄂温克族社会,农业作为新兴的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农业在鄂温克族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逐渐成为其生活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通过对鄂温克族农业经济发展原因的考察,试就其农业经济的发展特点以及因之引起的社会重大变化等主要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一、农业发展的原因清初南迁嫩江流域以前,鄂温克族的生产方式是以渔猎为主,辅以畜牧,同时也有部分定居生活的鄂温克人开始兼事农耕了。当时,在其居住生活的黑龙江上游地区,除了与之交错而居的达斡尔人外,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