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中心主义与政治进步

道德中心主义在政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用道德代替政治,使政治道德化;在看待道德与法律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贬斥法律特别是刑罚的意义。道德中心主义还主张“人治”。现代社会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高度民主和严格的法治。长期以来,道德中心主义始终是阻碍中国社会向这两个方面前进的主要绊脚石。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与史进先生商榷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系作者1964年旧作,但所论之五题,均为当前我国民族学界所尚未完全解决之重大学术问题。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试析中国传统德治的几个特征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实践源远流长。最早提出以德治国思想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由他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经汉武时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采纳后,一直成为封建帝王们治国安邦的主要指导思想,前后延续了两千     

关于孔子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杨荣国先生商榷

杨荣国先生的《论孔子思想》一文(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的中心论点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奴隶制统治的,是保守反动的。这个中心论点好比一根色彩鲜明的线,贯穿着杨先生论述孔子思想问题的全部著作(从解放前出版的《孔墨的思想》一书、到解放后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再到最近发表的这篇《论孔子思想》一文,其中心论点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改变)。     

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与平心先生商榷

半年多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平心先生提出了对生产力性质的独特見解,引証了不少材料和經典論著,而且文章本身組織得自成系統。但是,由于平心先生的研究沒有建立在牢固的事实材料基础上,所以他的全部理論核心,是值得考虑的。前此已有苏星、周治平、楊宇等同志在《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上提出了商榷意見。笔者基本同意以上諸同志的論点,但由于以上諸同志在文章里沒有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使平心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治论占主导地位,倡导“天赋王权”,法律地位卑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力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周予同先生商榷

不久前,周予同先生发表了“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对学术界正深入开展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提出了某些建议——象编写《孔子传》、编写《中国哲学辞典》等。显然,这些积极的建议,值得大家重视。但是,就周先生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周先生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史料及史料考订?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怎样?能不能以封建的与资产阶级史家的治学方法,当作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基本功?史学研究中怎样坚持阶级分析?我们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向周先生与读者求教。     

关于哲学科学化的几个问题——兼与黄楠森先生商榷

判定哲学体系科学化的主要依据:一是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把握了客观实际;二是看它是否贯彻了某一正确的思想观点。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忽略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基本上是不科学的。现时应努力构建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适应时代要求,突出方法论功能,贯穿实践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建构这一体系时应广泛借鉴、吸收黑格尔构建《逻辑学》体系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法律文化，一般是指这个国家或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法律价值观，以及将这种价值观予以社会化的方法。所谓传统法律文化，就是指的那些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超脱于经济基础，至今仍对社会法制产生重大影响的那部分法律文化。本文就是在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历史上主流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的解读，寻求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点启示。最后，笔者得出结论：还原历史，尊重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的现代法制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德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期望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 ,但直到孟子时代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 ,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 ;到战国末期 ,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作了彻底的改造 ,德治思想才成为统治思想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 ,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 ,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 ,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法律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树立文明和良好形象的标志。中国法律现代现代化的标准是“中外通行”。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关键不再是观念现代化而是制度现代化。法律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实现宪政。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中国实现法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走“拿来主义”和“自上而下”之路。一百年前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的主要教训是领导主体的腐败和理论指导的错误。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问题——与吴承禧先生商榷

吳承禧先生对我的論文作了評介,我是非常欢迎的。在我讀完了吳先生的文章以后,觉得有以下几个問題需要和吳先生研究一下: (一)我坚决地反对把我說成是“綜合的基础”論的主張者:我所以反对“綜合的基础”这种提法,是因为这个提法非常含混不清而又不科学的。試問,究竟“綜合的”这三个字能够确切地标明基础的性質嗎?显然不能。是不是連封建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和官僚資本所有制也“綜合”在里边呢?天曉得。“綜合的”这个提法完全是由于一小部分学者主观臆断出来的,它并沒有什么科学味道。他們把凡是主張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有基础的人,都一概叫做“綜合性基础的主張者”。其实,即使主張过渡时期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与武树臣先生商榷

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     

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

战国时期的楚越战争,主要见于《史记·越世家》的一段记载。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楚、越之战特别是楚灭越之役开展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0页)、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等。但是,各家之说尚相去甚远,表明离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一段距离。受到上述讨论的启发,我们也有了一些想法,现刊布出来,希望能得到指教。     

关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与束世征先生商榷

束世征先生在去年《新建设》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关于解放前四川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意见,认为“截至民主改革前为止,凉山彝族的主导的生产关系还是领主农奴制,但已是趋于没落的领主农奴制社会。”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束先生的论证是从土司制度开始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问题——与俞吾金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发表了我和俞吾金的争论文章,拉开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问题”争论的帷幕。我对俞吾金所持观点的批判是系统的、整体的、根本性的。俞吾金所持观点不仅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解,而且存在对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的误解,存在对哈贝马斯观点不恰当的外推、代换与发挥。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演进,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认为：肖前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较好地发掘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良好的表述体系;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挑战的观点,是俞吾金未能正确地看待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未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造成的。     

早期鲁国文化与先秦儒家法律传统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法律传统受鲁国法文化的深刻影响.鲁国继承周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浓厚的礼乐氛围,故而在治国领域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方针.儒家产生于鲁国的文化土壤之上,其礼治思想、德治思想与刑罚思想多来源于鲁国,但又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与伍纯武先生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三期读到伍纯武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没有可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资金的积累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资本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伍先生全文的精神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认定“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些看法,特提出来和伍先生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