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如何应对现代化浪潮的挑战与机遇

在国家整体现代化视野下强调蒙古族聚居区实现现代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以现代化理论为导航,对蒙古族本身所携带的各种正反因素进行合理化评判的同时,试图阐释蒙古族走进主流社会的基本轨道,其中合理把握民族情感和“文化自觉”视作他们成功实现“社会化”关键要素的同时,进而把主体民族的认可和接纳意识确认为蒙古族顺利走进民族城镇且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调适与原因探讨

蒙古族进入云南至今已有760年的时间,至今仍保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元朝时期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并以通海为中心驻军,屯军云南的蒙古族便已开始了汉文化的学习,"崇尚斯文,投戈讲道……"并创建孔庙等。明朝以后迫于生存压力,更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接受了儒家文化和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宗教信仰崇拜,进而形成"自我"的边界而区分于"他者",最终产生了对本民族的认同感。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论民族问题中的阶级因素

本文认为,无论在阶级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都存在着制约和影响。它们在阶级社会的表现是:阶级斗争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动力;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实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是:阶级对立的消除决定了民族关系一般不再具有对抗性;社会阶层的变化会对民族问题的内容和走向产生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文章还提出,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解即便在阶级社会,也是应该有条件的、具体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压迫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于弱势民族合乎“规则”的支配和剥削,其中蕴涵的阶级压迫关系具有隐匿化和“合法化”的特点。     

论民族与阶级

本文通过民族与阶级概念的界定,指出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此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资本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问题.     

民族性格的多维审视与叙事艺术的多样性探索——艾克拜尔·米吉提小说论

在当代中国民族作家中,艾克拜尔·米吉提有着重要意义。在对当代中国哈萨克民族性格的多维审视中,他的小说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启蒙立场。同时,他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为民族文学以及当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民族就是民族

云南民族工作具有普遍的、全国性的意义。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就是:正确认识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做好民族工作、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重要前提;民族与阶级是两个系列的范畴,民族的实质并不在阶级,民族就是民族。     

民族问题内涵试论

本文就民族问题的内涵展开讨论,认为民族自身发展是民族问题的源码,在社会交往的层面,民族自身发展问题通常会影响民族关系和国家建设,进而形成某种民族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通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因此,必须注意阶级斗争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本文认为,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民族问题显现的关键点。     

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状态。蒙古族、汉族、藏族在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满族)则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民族关系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问题复杂性大幅度提高。第二,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第三,满蒙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处理满蒙关系问题的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和完备。第四,清朝政府有效调整了满汉关系,使之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并进一步完善了对汉族的政策措施。第五,妥善处理满藏关系,不断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     

试论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

尹湛纳希是蒙古族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积极吸收儒家思想和近代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探索并重构蒙古族文化精神,通过他的理论著述与小说创作,推动了蒙汉文学以及文化关系的交流和发展。他批评蒙古地区的封建思想专制和释教蒙昧主义,提倡文化教育的普及,追求读书明理,形成了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平等和民族进步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本文从民族自识观、民族平等观和民族发展观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     

沈从文乡土小说文学命运的嬗变——兼对乡土文学走向世界的反思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分支,沈从文乡土小说是典型的一类,其创作因意识形态几度沉浮,却在西方得到高度认可与传播,继而引发国内重读。中国乡土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树立民族自信,持宽容与理性心态,挖掘乡土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意义。乡土文学海外传播虽有先天局限性,但中国乡土文学的民族性仍需重视与保留,这既是客观审美需求,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民族差异性正可以彰显乡土文学的价值。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论《羊的门》对现代性和国民性的思考

"羊的门"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不仅巧妙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懦弱短视且缺失自我的文化心态,而且引发了我们对"门"(民族出路)的再思考.本文试从现代性和国民性的角度,分析作者在文本中进行的民族之思.     

从"写实"到"主义"——论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

在20世纪的中国,写实主义文艺的重心曾经从"写实"本身的"主义"转移到政治的某种"主义",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即令"写实主义"服役于"三民主义",演成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其形成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因应抗战建国和批评普罗文艺的需要,而其实施则暴露出政治目标与人文内涵的冲突.张道藩对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和阐释显得中正、平衡、和谐,虽倡导有力的国家文艺,却又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由和人权,遂使其三民主义的国家文艺思想温和无力,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     

从“精神战士”的鲁迅看他的《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问世以来,对其解读的方法很多,而从“精神战士”的鲁迅出发去认识这部独特著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鲁迅从一踏上文坛就以一个“精神战士”的角色出现,他的小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性”问题,《故事新编》同样是一部演绎他拯救国民性情结的小说。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走向最后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写作--评《李自成》后两卷的艺术成就兼谈历史小说的典型观问题

《李自成》后两卷第四、第五卷出版后至今未有评论,其实后两卷是这部史诗性长篇历史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走向最后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写作,它在对明末农民起义与明王朝命运的反思以及满汉民族关系处理等方面都颇有成就;尽管这之中它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对《李自成》后两卷进行总结,不仅关系到对该书总体艺术成就的评价,同时也对当下及未来历史小说的整体创作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乡土小说国民性书写略论

“五四”乡土小说自诞生以来,国民性批判就是其最基本的主题。从鲁迅以冷峻犀利的笔锋批判国民劣根性开始,“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就汇聚起全部心智,展开了对乡土大地上老中国儿女们国民性的思考。他们既怀着对乡土深深的眷恋之情抒写国民性中值得肯定的正面成分,又怀着清醒的启蒙意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形成了乡情与理性冲突的创作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