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多元整体观与古希腊一元整一论之比较

先秦与古代希腊思维形式上存在着多元和一元世界观的重要差别。远古形成的不同形态的神话世界对这种差别产生过初始化的作用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两个民族在迈进文明社会门槛时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式。由于这种最初思维方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了先秦与古希腊思想文化的发展 ,所以认识中西文化在基本思维形式方面的差别及其深远影响 ,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之比较

本文从哲学的起源、哲学家的素质、研究的主题、思维方式等方面,比较了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差异、得失,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     

先秦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自然观的角度反映中西哲学的差异,并探索其内在的原因。文章通过对自然哲学形成时期的不同宗教背景的比较,揭示了古代中国和希腊何以会在宗教意识向自然哲学的过渡中呈现不同的特色;通过将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道”的比较,表现了先秦自然哲学的抽象性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具体性,通过目的观念的比较,作者认为,目的之导入自然,在中国表现为以人事追求天意,在希腊,则表现为把神意强加于自然,最后,通过对《易大传》与《形而上学》的比较,揭示了形成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以及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基础。     

论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兼与亚里士多德比较

先秦儒家的权法可以归纳为三种:权宜、权衡、权变。三种权法的性质各异:权宜以适应、灵活性为主,权衡以比较、选择性为主,权变以反常、创新性为主。三种权法的功用大体上相近:既能为个体拟定行动方案,又能为群体创建或革新文化制度(礼)。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体现了古圣哲孔孟荀等人卓越的实践智慧,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公道思想比较也颇多相通之处。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物感说”与“摹仿说”比较之我见

“物感说”与“摹仿说”分别为中西古典审美方式。一般来说,“物感说”的形成是以《乐记》为标志;“摹仿说”的形成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标志。由于这两部著作产生的年代十分接近,也就成为中西古典美学寻根溯源予比较的最好样本。 由于人类共同的起源及接近的生理、心理结构,在审美思想上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同时,也由于生活环境、民族习俗、社会形态等诸多因素,会导致审美思想的差异,也包括审美方式的差异。往往,审美思想的差异又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审美特色。“物感说”和“摹仿说”一定程度代表了中西方古代的文…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论先秦转制时期的尚贤文化

论先秦转制时期的尚贤文化杨桂生先秦转制时期是指春秋战国阶段，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手工业者产生了，奴隶主阶级衰亡了，而新兴地主阶级则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各阶级各社会集...     

论先秦思想文化的发生背景

论先秦思想文化的发生背景杨建华思想文化是人们主体精神在外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制约下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一种体系、形态，它有着一整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从根本上指导，制约着人类的思维，行为以至情感形成和表现方式。它在社会这一整合系统中，与社会经济结...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     

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家园”诗学

狄金森以矛盾歧义的方式谈论“尘世天堂”“死亡家园”“天国异乡”,以超前的现代意识应对宗教危机与父权统治,建构起一个灵魂自主自治的“诗歌家园”和开放的“家园”诗学。其中“尘世天堂”观体现了19世纪美国世俗思想的萌芽,即从神性永恒到世俗永恒的蜕变;“天国异乡”观揭示了她对基督教“天国家园”观的继承、反讽与解构;“死亡家园”的诗意构建,被其诗歌叙事揭示为“不可能的故事世界”。这些“家园”在活的语言中诞生,构成了无限可能性的诗歌家园,印证了狄金森“家园”诗学的开放本质。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说文化与人——兼论鲁迅的青年观

文化与人是当代青年理论兴趣的热点所在。本文从考察鲁迅的青年观入手对此加以探讨。作者认为,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与人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鲁迅的青年观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旧文化对人的奴役,并且还启迪青年在新文化意义上对本身进行再思考。作者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觉和自由的发展;人的价值是以创造为中介的自我发展与杜会发展的辩证统一;让当代青年确立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     

论柏拉图的“灵感说”

灵感，按照古希腊人的最初理解是指神的灵气，即诗人在创作时吸入了诗神的灵气，才使作品具有超凡的魅力。在早期希腊人看来，雕塑、建筑与诗、音乐有所不同。雕塑家和建筑家都是艺匠，他们所从事的雕塑和建筑活动，纯粹是人的活动，他们以明确的数量关系使作品达到均衡相称；而诗人和音乐家则是从神祗那里吸入了灵感之气，形成了由神附体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使宇宙秩序化的一种手段。因此，诗和音乐既不是原料意义上的技艺生产，也不是一般规范化的制作，它们是作家求助于阿波罗神和缪斯女神所获得的灵感的产物。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和…     

傀儡戏影戏与元杂剧叙事的生成——为孙楷第“傀儡说”正名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将孙楷第“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出于傀儡戏影戏”的观点,理解为是在谈戏曲“表演”的来源问题.本文认为,孙楷第《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一文具体论证的不是戏曲“表演”的来源而是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的来源及生成问题,即戏曲叙事的生成问题;这本是孙楷第的一个重要贡献,却长期被误读,故有为其正名的必要.     

文化哲学的生成论解读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文化哲学通过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阐明了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从而使文化哲学超越了一般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的文化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文化哲学始终以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为指导,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生成过程的宏观与微观的描述,力图阐明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为未来的人类生存提供多种可能.     

论先秦儒家“善”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对“善”的境界的阐发,具有三个层级：一是以“自足其乐”为中心的一般境界,此种境界追求的“乐”并非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内心的充实快乐,以此实现自我的价值,发挥“善”的潜质,达到理想人格;二是渐次境界的淑世情怀,体现为博施济众、修己安人的道德精神,并将个人之善推广到天下,使个人与群体关系达到和谐;三是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所提倡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境界,“至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对本性的复归,自我生命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