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能推出新东西吗?——与李继宗先生商榷

我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叫《逻辑推不出真理》.李继宗先生在同年同一刊物第二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同我商榷,题目叫《逻辑能推出新东西》.我说逻辑推不出真理,李说逻辑能推出新东西,但新东西不一定是真理.依这点看,我们两人的意见似乎完全相同,逻辑推不出真理.但仔细一看,又完全不同:我是坚持就"逻辑推论"评价逻辑推论的,李则完全抛弃逻辑推论,评价所谓"推论"!李文共分九段,没有一段是不成问题的,我且依他的九段原文,逐段商榷如次:     

研究逻辑不能违反逻辑

周谷城先生最近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逻辑推不出真理》和《逻辑能推出新东西吗?》两篇文章.基本论点,周先生早在五十年代的好几篇文章中就已经反复说过了,现在又有所发展.文中违反逻辑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了.鉴于在逻辑的研究和讨论中,违反逻辑的情况经常发生,往往造成混乱和纠缠,不利于讨论的深入和问题的解决,因此,我想就周先生两篇文章中的逻辑错误举一些例子,作一些分析,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必要的注意.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论“‘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兼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关于“所知”争鸣的实质

理解"'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能"这一语词."可能"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二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所知学"中,"可能"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的,因此,"'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既是现实地知道的、也是想象地知道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由于在不同意义上理解了"可能"这一语词,所以他们关于"'所知'是什么"的讨论很难形成正面交锋,从而也难以形成有积极意义的结果.     

周礼全对语言逻辑的巨大贡献

周礼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他生前积极主张研究与推广自然语言的逻辑,对我国语言逻辑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周礼全先生对语言逻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周先生是我国第一位正式提出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与体系的逻辑学家;(2)周先生在语言逻辑上最有创意的理论是四层次语义理论;(3)周先生最早介绍了国外的预设和隐涵这两种语用推理方式;(4)周先生强调语言逻辑中要讨论修辞问题.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与周建人先生商榷

八年之前,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周建人先生纪念鲁迅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经想就鲁迅与翟秋白的关系问题与周先生商榷.但是,那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翟秋白问题更属"禁区",如果提出"商榷",纵使周建人先生虚怀若谷,愿意共同探讨,只怕滥施淫威的"四人帮"也不会容许.因此,这个问题就一直搁在心里.而今,"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争鸣"探索的风气逐渐恢复.庆幸之余,不禁又想起老问题.因而不揣谫陋,不避冒昧,草此拙文,以就教于周建人先生以及学术界的同志们.     

矛盾的转化与“无差别境界”

周谷城先生在《再论“无差别境界”》一文中说:“我依旧认为‘无差别境界’或‘不矛盾境界’的命题是正确的。”对此,我想谈些不同的看法与周先生商榷。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周先生不是个无冲突论者,他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客观存在;他只是认为,在新旧矛盾交替的过程中,即旧矛盾解决、新矛盾产生之前的“间隙”,会出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对立”的“无差别境界”,即使出现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时,但毕竟是出现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是周先生矛盾观的核心。我的意见,这     

也谈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张建军先生商榷

文章是对张建军在<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一文中显示的"演绎主义"思想的批评,指出(1)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人们的认识中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谁也无法取代谁;(2)世界逻辑史的发展以及20世纪60年代非形式逻辑的创立和发展,都证明了"任何大逻辑观之‘大'都是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3)21世纪辩证逻辑将成为逻辑发展的主流;(4)台湾学者殷海光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台湾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他本人的世界观;(5)毛泽东在推动新中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评“我思故我在”不是推论说

作者认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推论,并从逻辑上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否定“我思故我在”为推论的三个基本论据:“我思故我在”无有大前提,不能是推论;“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同一关系,非推论关系;“我思故我在”是必然真理。必然真理不能由逻辑推出,文章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反驳。     

“是而然”与“是而不然”：形式、有效性及抵牾

"是而然"、"是而不然"是<小取>研究推论时提出的两种重要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可从语法形式及逻辑形式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可以证明,"是而然"的逻辑形式是有效的,故"是而然"是有效的演绎推理."是而不然"诸例看似与"是而然"相矛盾,其实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诸例并不构成"是而然"模式反例,因此,"是而不然"的存在实际上不影响"是而然"式推论有效.     

为了革命 “拼命硬干”——学习鲁迅完全彻底干革命的精神

"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献辞》每当读到许广平同志这篇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献词时,我很自然地记起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说的话来:"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在想,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鲁迅这段话,正是他毕生战斗     

“阿哈娄得”不是“鄂伦”的对音

冯君实同志的《鄂伦春族探源》一文,在说到"鄂伦春"一名的源流时,这样写道:"关于'鄂伦春'一名的出现,始于清初,但与鄂伦春对音的族名的出现还要早些.明人编《辽东志》引《东戍见闻录》记:'北抵黑龙江曰江夷.……江夷之外,曰阿哈娄得'.这里的江夷疑指赫哲族,阿哈娄得当为鄂伦的对音.《圣武述略》记清统一索伦部过程中,天命元年(1616年)'招抚诺罗路'.天     

辨“俘”——兼伦假借说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左氏经·庄公六年》中有"齐人来归卫俘"句,其中的"俘"究竟如何理解,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辞书研究》载张双棣同志的《论假借》一文断定"俘"是"宝"的临时假借字.他说:"'俘'的本义是俘虏,假借为'宝'.""《左传》中的'归卫'俘',如果不知道'俘'是'宝'的假借字,就不好理解杜预的注,为什么'宝物'叫'俘'呢?知道了'俘'是'宝'的假借字,那就好懂了."并称:"这种假借,是属于临时借用."(原文较长,恕不全引.)此说很值得商榷.     

“天上落油饼，还要起得早”——我的教育人生这样开始

我的母亲是位地道的农家妇女,目不识丁,但是,她通情达礼、勤劳善良、永不服输.她一生把十几个孩子拉扯大,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母亲有许多"格言",诸如"人争气,火争烟";诸如"人无面皮,贼也可做";诸如"天上落油饼,还要起得早"……对我的成长起了重大的影响.     

论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的推论性质和推论形式

墨家的逻辑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墨子·小取篇》在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三种基本逻辑形式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两个命题,这无疑也是论及某种推论性质和形式的。本文专就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的推论性质和推论形式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广大逻辑史工作者。一、墨家关于“类”概念的科学思想“类”概念作为一个逻辑范畴严格地说是墨家首先完成的,墨家把逻辑的推论以至整个逻辑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类”的同异基础上的。“以类取”和“以类予”都是关于类的归纳和类的推演,更离不开以类的同异为基础。不了解墨家关于“类”的科学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分析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中的逻辑思想。     

再论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兼与刘洋、万小龙先生商榷

论文针对刘洋和万小龙先生的论文《科学理论可检验性问题的新理解——兼与林定夷教授商榷》一文中所提出的商榷见解，对我所构建的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和检验逻辑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展开和讨论。表面地看来，我与万刘两位先生的分歧，是直接关于科学理论检验模型的分歧，但是，实际上，在其背后，却是关于科学理论检验的实际、逻辑以及其他方法论理论的分歧。本文就从这些方面对相关理论做出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讨论。     

“四个全面”治国方略的内在联系

"四个全面"是我国面对新态势、新国情制定的伟大的指导战略,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逻辑、有内涵、彼此联系的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之间息息相关,互相作用,彼此缺一不可。该文通过研究"四个全面"治国方略的内在联系,论述其贯穿于实现中国梦的全过程。     

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应广东省逻辑学会和中山大学哲学系邀请,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周礼全先生于1992年10月29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论意义”的学术报告。出席学术报告会的有广东省逻辑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山大学的部分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周礼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他继承了已故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治学传统和风格,在逻辑学和哲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近年来,周先生致力于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特别是语言逻辑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周先生在学术讲演中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着重介绍关于意义(meaning)理论的新探索。他首先肯定意义问     

栾星本《歧路灯》校勘疏漏举隅

栾星先生校注的《歧路灯》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文章通过比勘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与栾星先生本,指出栾本存在的错误,并认为当下迫切需要一个高质量《歧路灯》的新校本出现。     

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财富--与卢希悦先生商榷

近年来主张科技创造价值的文章多了起来,其中卢希悦先生<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财富>有一定代表性.卢文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源泉,而且也是创造价值财富的巨大源泉",并对此进行了论证.本文对卢文关于科技创造价值的六大"内在根据和原因"的观点进行商榷,分析了卢文的错误,从而论证了科技不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