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     

典雅：蔡邕辞赋的美学品格

汉代经学昌盛,汉赋在经学的渗透和影响下,赋家用典亦渐成风尚。蔡邕为东汉经史大家,其辞赋作品大量隶事用典,又多骈词偶句,展现出既典雅骈俪又渊懿灵光的独特风格。他是汉末崭新赋风的有力拓展者和代表赋家。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蔡邕赋的成就及风格述评

以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分析东汉末年文学大家蔡邕赋的整体风貌。作为汉魏文风嬗变时期的关键人物,蔡邕对汉末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认为＂辞赋小道＂,未加全力制作,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他的赋作成就却依然相当可观。经辑佚考证,他的赋现存18篇,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具有题材多样化、篇幅短小化、表现个性化、情感真挚等特点,充分彰显文风转换时期的鲜明特征,对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及魏晋时期的作家产生了直接影响。     

孔融文风论——兼论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原因

建安文风有两大趋向,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孔融为后一趋向的先导者。孔融文风的通脱、华靡,显现为气势雄迈、文辞典丽。其文风的形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壮节名士,具有崇尚遒丽之美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其次在于他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其中包括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对汉末人物品评艺术的吸纳,对以班固、蔡邕为代表的东汉儒家散文艺术传统有选择的继承。孔融文风能领建安文风之先,重要原因是它符合汉魏以降散文由质朴转向华靡的大趋势,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审美心态和众多文士为诗为赋为文抗音吐怀、梗概多气、词尚华丽的艺术趣味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汉大赋主要反映汉代主流意识,而汉代的抒情赋除反映汉代文人政治情结外,世俗生活、男女情感是其重要内容。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所涉及的男女情感,特别是对女性形体、男女之间性事的表现,还不是追求感官刺激,主导方面是审美的愉悦;但也能看出东、西汉审美情趣的细微变化。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也反映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文学表现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方面的进步。汉末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对魏晋文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衡《思玄赋》对《离骚》的模拟及二者精神主旨之异同——兼谈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

张衡的赋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拓意义,而其《思玄赋》则是汉代抒情言志赋中对屈原的《离骚》在文句、描写和结构上进行了最完整最有意识的模拟。但因时代背景与创作个体的不同,与屈原《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的精神之旅相比,《思玄赋》中张衡的“道德之旅”是借游历的形式,通过对自己道德前途的叩问来表达他的坚持。因此《思玄赋》可视为屈骚精神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的影响与流变的读本之一,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抒情言志赋的价值与意义。     

东汉京都赋的历史化倾向

东汉京都赋作为汉代赋作中久负盛名的篇章,被萧统《文选》列为赋的首类。较之西汉赋作甚少描写史事,东汉京都赋以城市作为描写对象,赋家在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多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史学角度创作作品。在叙事铺陈上,采用纵向的历史思维来书写历史;在叙述手法上,采用历史的实录的手法;在创作内容上,以史家口吻进行议论,创立了赋学创作的新模式。     

语 言 赞 美 诗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实际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把对语言美的追求,看作是高于写作本身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语言作为艺术的真实内涵。语言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语言是一切艺术最初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终极目标。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论《诗经》中的少儿形象

少年儿童的形象在<诗经>中的分布比较散乱,但也同样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孩子们生活中的苦难和快乐,反映了他们对母爱和亲情的渴望,有些相关诗篇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从孔子对<诗经>的删定中,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传统儒家视野中的儿童观念和儿童文学观念的渊源和初步萌芽.     

土族史诗《福羊之歌》浅析

流传于土族和藏族地区的《福羊之歌》,是一部对羊的颂扬之歌。故事曲折,比喻生动,想象奇特,形象地展示了高原民族的生活和信仰习俗。羊之所以被赋予不同寻常的来历,是高原人出于对羊的一种特有的生命情怀。     

谢灵运《撰征赋》《山居赋》的注释问题

谢灵运《撰征赋》和《山居赋》篇体长大,目前的注本很少,注释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就两赋注释中的部分典故、史实进行了补充、订正。     

清代名伶三曲述略及士优男风文化解读——以《王郎曲》、《徐郎曲》及《李郎歌》为考察对象

清代咏伶文学的兴盛反映了当时士夫文人狎优风尚的普及,名伶三曲作为其代表,更折射出江南士大夫由狎优而起的男风之好.流行于清朝士宦中的男风,揉进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审美心理及民族情感;相较于明朝,少了一份粗俗和肉欲,多了几分雅致和深情,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清代士优男风文化.     

新批评视野中的《秋日咏》

文章试图以“新批评”所倡导的“细读法”对济慈的《秋日咏》进行解读,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张力、悖论、反讽等诗歌质素,揭示作品内在的有机结构和意蕴。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张炜《刺猬歌》浓郁的生态思想

张炜是个大自然的歌者,长期思考人生与自然,是一位最具生态意识的小说家。特别是《刺猬歌》,渗透着浓郁的生态思想。他通过描绘自然的灵秀以及与人的和谐关系,讴歌自然;通过工业技术批判和欲望批判,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通过回归自然,建构诗意的人生。     

论陶渊明咏风

古人讲究"吟风弄月",陶渊明诗文便有歌咏风的特点.本文试从陶诗文咏风的角度,把陶诗文中有关风的句子,分为若干类别加以剖析,勾勒了他十种不同的"风"词,四种针对风的特定的状态和环境来写的样式,三点写出这么多"风"词的原因,以及陶渊明咏风的六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