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位与立法完善

环境损害是一种针对环境本身的新型损害,其特殊性决定了传统部门法在保护和救济环境利益方面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现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位致使环境利益的存在价值和法律地位未得到法律认可,是当前环境公害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通过立法将环境利益法律化,应在明确界定环境损害涵义的基础上,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的立法模式,着重规定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重新架构救济框架,设立公益诉讼机制来追究环境损害行为人的责任,并完善相关配套的支撑性制度。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论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以环境立法中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化为视角

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与环境立法防止环境违法行为的目的可谓不谋而合.因此,加强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不仅必要而且可行.虽然在实现二者协调的过程中,以裁判法为基本定位的刑事立法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但囿于现行环境立法自身行政管理法的定位,二者之间在事实上并不总是十分协调.鉴于刑事立法天然具有谦抑性、稳定性、补充性,欲结束二者之间这种貌合神离的失调状态,关键在于实现环境立法中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化.其中,理想模式是制定环境附属刑法或环境单行刑法;现实模式是通过必要的环境立法设计,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为环境犯罪领域中刑法的适用提供更加充分、准确的法律指引或法律依据.     

浅谈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图书馆法。不成体系、规定模糊、操作性不强且立法层级较低,难以真正保证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图书馆法的现状。我国图书馆立法工作面临的困境则是：政府缺乏足够重视、理论研究不够充分、观点难以达成统一、立法程序复杂等。据此文章建议：加强图书馆自身建设和理论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尽快统一观点,建立全国性图书馆行政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以促进我国图书馆立法的进程。     

城乡污染转移的法治困境与出路

城乡污染转移实质上是一种成本转嫁,主要表现为城市向农村直接倾废或者城市企业将环境风险或成本以产业链延伸、项目转让、投资、技术贸易等形式转移给农村承担。我国现行环境立法重视城市污染治理而忽视农村环境保护,目前农村的环境执法力量普遍不足,我国尚未建立切实可行的环境污染诉讼机制,这些都使我国规制城乡污染转移的法治建设陷入了困境。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我国应当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遏制城乡污染转移现象。应当加强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立法,构建"大部制"环保体制和多中心、多元化的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探索环保司法模式创新,如启动环境污染诉讼来救济城乡污染转移造成的损害。     

海洋区域环境管理立法研究——以渤海区域环境管理立法为例

本文拟通过海洋区域环境管理立法来解决渤海区域环境问题,分析了现有海洋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中涉及海洋区域环境管理相关内容,从立法主体和"立法道路"两方面,对渤海区域环境管理立法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建立渤海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组织"、"制定渤海区域环境保护基本计划"、"创设沿渤海区域环境保护专家会议"、"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规定多种主体参与渤海区域环境管理的权利、义务"等渤海区域环境管理立法制度构想。     

环境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超越——以厦门PX事件为例

中国公众的环境维权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面临着合法性等诸多困境。本文以厦门PX事件为个案,首先对厦门PX议题的建构过程进行了描述,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厦门PX事件是如何超越合法性困境的？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与目前中国的环境政治格局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有关;二是科学家、时评作家和媒体在PX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三是厦门市民在PX事件中所使用的策略。厦门PX事件的合法性困境的超越虽然还不具有制度层面的意义,但仍可窥视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新动向。     

我国科技综合立法形态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以当代高技术发展为线索

在科技一体化的弥障下,我国以《科技进步法》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法规范,都是在对科学、技术不加区分的情况下订立的,即以科技综合立法形态调整着我国科技领域的活动。在当代,高技术的迅猛发展造就了知识经济与知识权力,为传统法律的调整带来冲击与挑战;加之,传统科技法对科技主体的社会责任调整存在缺失,导致科技主体的权利冲破伦理道德底线,造成科技综合立法形态全面危机。为了有效调整高技术发展引发的新型法律关系,制止科技违规行为,有效地支撑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科技法形态应进行重大转折:即科学、技术分别立法。     

贸易与环境的博弈——以WTO争端解决实践为视角

一国有关环境的政策及法规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环境政策法规已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引起诸多贸易纠纷。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推进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是WTO急需解决的难题。WTO争端解决机构所处理的关于贸易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案件中,以环境保护为名义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与国际多边自由贸易规则的矛盾是一个显著的焦点。     

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以经济法为视角

我国电力行业改革是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经过二十多年几番目的在于破解电力行业垄断、培育电力行业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后,目前垄断依旧,其根源在于没有厘清我国电力行业垄断的真正性质。我国电力行业垄断的性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而仍然是行政垄断。因此,从经济法视角来看,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必须通过电力行业的零售竞争模式来寻找电力行业的发电和用电两端的价格发现,以破解电力行业的行政垄断,进而真正将电力行业改革成一个拥有有序竞争市场的行业。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立法的哲学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位附近,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然作为生态环境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的环境刑法虽经过数次修正,却始终瑜不掩瑕,有心无力。“自由主义”秩序观误导下的对刑法“谦抑性”的曲解导致威胁犯至今仍逍遥法外,“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理念的缺失又造成刑不当罚,罪责不一,污染屡禁不止的原因正在于其成本偏低。滞后的立法在刑法哲学上的价值错位需要从环境哲学的层面寻本溯源,这便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引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因此,只有重新确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并以此指导环境刑事立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立法与现实间的矛盾,从而有效治疗环境污染的顽疾。     

环境伦理与环境立法

纵观古今环境伦理与环境立法,可以得出自然中心主义是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的结论。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准则,它无权干涉自然,也无权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能做的只是约束人类,尊重自然。     

关于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思考——以“康菲溢油”事件为视角

我国当前立法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规定模糊且索赔主体的范围狭窄,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导致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的冲突,不利于保护海洋生态损害案件的受害人,也不利于保护海洋环境。应当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将检察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都纳入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以充分地赔偿油污受害人的损失,进而保护海洋环境。     

浅析环境法之污染罚款制度——以合法性与经济性为分析视角

作为环境执法的重要手段之一,污染罚款具有惩戒、教育、增加地方财政等作用,对治理环境污染有着积极成效,但也带来"环境准入"难以实现等问题.本文针对污染罚款在行政执法中的"双刃剑"作用,从松花江污染事故入手,对比国外相关事件,从污染罚款的合法性与经济性角度,对该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部分重构意见,以期不断完善环保法体系,实现环境资源、社会等和谐、可持续发展.     

基本法模式：我国环境立法的理性选择

环境立法模式有单行法模式、基本法模式、整合法模式和法典模式四种类型。由于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单行法模式和整合法模式，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都采用基本法模式和法典模式。各种立法模式各有所长，也有不同的适用条件。我国立法传统以及当前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国环境立法应采基本法模式，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应成为我国的环境基本法。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剖析一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提示人们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面临的困境时,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兼顾城乡环境公平的两难,寻求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等,多方主体务必要做好沟通协调: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仲裁者引领作用,需要唤醒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渠道。     

论聚众淫乱罪的刑事立法——以无被害人犯罪为研究视角

聚众淫乱罪属于无被害人犯罪的一种类型。我国刑法中聚众淫乱罪分为公然与秘密两种类型。从无被害人犯罪的角度,秘密的聚众淫乱行为入罪不具备法益侵害性、不符合刑法谦抑性、不符合社会需要和民意,应当除罪化。公然的聚众淫乱符合犯罪的本质,应当犯罪化。并且二人的公然淫乱也应当入罪。     

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面对愈来愈多的的环境侵权案件。如何完善对受害者的救济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存在着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不协调、举证责任倒置缺乏可操作性、救济途径不完善等方面不足。因此,只有在宪法中明确公民的环境权、更新民法的环境侵权救济理论、加强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力度才能真正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从而构建完整的受害者救济制度。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建立环境警察制度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而我国目前建立环境警察制度存在着法律障碍,应借鉴国外环境警察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个别地区践行环境警察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专门立法对环境警察的任务、职权、组织管理、保障措施、执法监督及法律责任等进行详尽、完整、操作性强的规定,以便为环境警察执法提供明确的法律根据,保障环境警察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建立环境警察制度面临的法律障碍的最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