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缓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所处的危难局面，而且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论东北军的抗日意识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本文从“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东北军的抗日意识这一角度，论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端纳在华传奇之斡旋“西安事变”

上期我们刊发了许亚洲先生撰写的《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洋高参端纳》一文，引起了许多读者对端纳的好奇和关注。其实，端纳还参与过著名的“西安事变”。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本刊继续邀请许亚洲先生讲述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故事。     

左舜生与西安事变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走上一致抗日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安事变也为左舜生争取政党合法化与加强国、青两党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舜生实际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实现了从反蒋独裁、野战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与策略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反共抗俄的立场。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与《西安半月记》的比较研究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虽是陈布雷撰写《西安半月记》的蓝本,但《西安事变日记》并不是蒋氏在事变期间的逐日所记,而是事后补写的。《西安事变日记》叙事简略,内容存在错乱和缺失,《西安半月记》增添了许多材料,内容丰富完整,弥补了《西安事变日记》的不足,虽然极力表现蒋氏"人格"和"正气",但不存在大量造假成分,其整体史料价值较高。《西安事变日记》记载了《西安半月记》有意回避的周恩来与蒋氏会面等情节,凸显出较高的史料价值。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压——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西安事变爆发的偶然性、必然性及其启示--西安事变的哲学思考之一

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因而,西安事变爆发是偶然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由此可得的启示是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略论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仅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张学良、蒋介石个人冲突的产物。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矛盾的存在，民族矛盾才在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论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

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政策？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并无重新说明的必要。但是，对于事变后张、杨的个人命运和结局，现代史学界不时出现的某些说法，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例如，有的论者就认为，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即已秘密“搭线”，且“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及至事变发生，国共双方又就事变的解决进行了“幕后交易”，而“这些国共之间的秘密来往，当然张学良都被蒙在鼓里”。是故“西安事变一出来，张学良立刻打入败部，他在三边关系（指中共、南京政府与西安—作者注）里，立刻成了…     

大公无我 彪炳千古──纪念杜重远先生诞辰100周年

本文以邓小平等的题词为线索追述了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爱国历程，介绍了他对抗日救亡的途径与方法的探索，重点突出了他在“新生事件”、“西安事变”、“新疆事件”中的表现与贡献，从而揭示了他思想上的二次重大变化以及完成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嬗变过程     

杨虎城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之底蕴

六十多年前,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国内形势出现了重要转折。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首先具有深厚的阶级底蕴。这支部队的最早班底,都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有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思想,存在着革命性。其次,十七路军不断追求进步,接受进步思想和主张,追寻、顺应时代潮流,这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底蕴。第三,十七路军中凝聚着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受爱国主义思想的总趋动,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动,体现了十七路军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试论西安事变中的东北军少壮派

少壮派对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肤施会谈前，少壮派的多次分析、论证、劝说，对张学良形成联共抗日思想具有直接的奠基作用；肤施会谈后，他们积极帮助张学良从事联共抗日的准备工作；西安事变中，他们在前、中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期发动了以救张为目的的二二事件，起了不小的负作用。综之，他们功大于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杭日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二、蒋介石被迫反省,改弦更张。三、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无私无畏,肝胆相照。四、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解决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进行艰巨斗争的历史事实,着重论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分不开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发展。(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是蓄谋已久的。1929     

“西安事变”背后的惊世之举——“兰州事变”始末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率部“兵谏”,逼蒋抗日,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为配合这次震惊中外的特大行动,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地方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还在西北重镇“金城”发动了“兰州事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6年12月,张学良由陕西来到甘肃,与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地方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商讨了局势。回陕西后,便于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西安事变”。 与此同时,一封张学良将军亲署的特急密电发到兰州,命令驻甘东北军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配合“西安事变”。兰州地处甘肃中部,跨黄河两岸,它东接陇原,西控阳关,南临巴蜀,北扼朔方,地势险要,是西陲重镇、历     

西北大联合的形成与西安事变

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西北大联合格局，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这对我们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重要的启示。首先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还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应政策，局部合作可以推动全面合作     

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复杂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既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品质所致,也不是他们的偶然冲动之举.同其它历史事件的出现一样,有其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是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发生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从民族利益和切身利害关系出发而采取的断然措施.1931提“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