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何以有危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唐朝从开元盛世骤变为安史之乱的历史原因，向来是学术界很注目的一件事，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和探讨；但就其可资为鉴的深层现实意义讲，我认为还有再探之必要。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唐朝是最为隆盛的一个王朝，而“开元天宝盛世”又是这个盛朝的最鼎盛时期。文史学家以“初、盛、中、晚”界分评定有唐三百年的发展状况时，毫无疑问的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盛唐”。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盛唐盛世，却爆发了危及唐朝统治，至少是结束盛唐气象的“安史之乱”。这盛世危局的骤变，不但向历代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     

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开展讨论,不少同志认为:边塞诗包括描写民族关系、边塞战争、边疆风物、行旅离别等多方面的内容;边塞诗派,是伴随着唐中后期的民族矛盾而逐渐形成发展的。而盛唐至晚唐的民族矛盾,据《新唐书·突厥传序》称,当时与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这里的云南,指当时的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它单独与唐发生矛盾,有时,又与吐蕃联合对抗唐王朝,成了唐王朝的西南劲敌。因而,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诗歌,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盛唐边塞诗的阳刚之美

代表有唐一代文化成就最高的是唐诗。经过初唐帝王的励精图治,至开元年间,唐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治世之音安以乐”(《史纪·乐书》)。盛世文化必然洋溢着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唐王朝还存在棘手的边境问题。这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形式就是边塞战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文人入幕,投身边地,就使得勃发着进取精神的盛唐诗歌中绽开了边塞诗这枝奇葩。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郝世峰南开大学中文系从盛唐到中唐，士人群体仿佛刚刚度过青年时期的中年人，本来因涉世不深而乐观自信、张扬个性，此时却因进入功利攘夺的现实社会而为世俗的利害之网所拘制。回此，他们对于人生的追求和探索，便从...     

唐王朝对渤海王位继统的管辖

唐王朝对渤海的王位继统是进行有效管辖的,而且这一管辖是建立在肃慎族系周秦至隋唐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中原王朝友好、学习和臣服的历史基础之上。从管辖的技术层面看,唐王朝对渤海的管辖基本遵循“不断册封”和“遵从渤海”的两大原则。从效果上看,唐王朝的管辖起到了稳定和提振渤海社会以及巩固唐王朝东北边疆的作用。     

中唐边塞诗简论

中唐时期的边塞诗,继承了盛唐边塞诗的优秀传统,以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突现于当时。有些佳作,堪与盛唐边塞诗媲美。不过这种看法,至今还不普遍,需要进一步阐明,故作简论如下: 一 边塞诗是否可取,决定于边塞战争的性质。中唐时期的边塞战争,基本上是由吐蕃、党项等部族发动的掠过战争。范文澜《中国通史》认为:唐与四方部族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内附关系,一种是朝贡关系。这两种关系,决定了中唐时期边塞战争的两种不同的性质。 所谓内附,是在内附国设置州县,建立唐王朝地方政权。《新唐书·地理志》载:“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这些羁縻州不仅受唐王朝的统一管辖,而且成为唐王朝的一部分,虽具有一定的自治性,但仍可视为唐王朝的地方政府,理由简述如下: 政治上,唐皇帝以“天可汗”的名义在各羁縻州行使职权,各羁縻州的都督或刺史得到册封后,方可视事,这就保证了唐王朝的统一领导。军事上中央与羁縻州相互支援。经济上更是互通有无,携手共进。羁縻州保护了唐的丝绸之路,对唐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唐以其先进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生产。由于唐朝这些政策大得人心,一时     

试谈《又呈吴郎》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广泛、最深刻、最真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陕南有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这便是人民对杜诗的公正评价。《又呈吴郎》便是这样一首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疾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的好诗。 这首诗写于诗人流亡川东,由襄西草堂迁居东屯之后。当时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而尖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唐王朝的扩边政策,以及大地主     

中唐史馆探微

中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虽然表面上还到处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气象,但在“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幄幕下,实际已隐藏着令人担忧的政治、经济危机。如何正确利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使史学真正能“贻鉴古今”,成为中唐史馆研究的新课题。     

杨师厚与唐末五代时期朱梁王朝政局演变窥探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称雄在黄巢起义失败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宦官之乱、朋党之争使光辉灿烂的唐王朝终告崩溃。继之而起的五代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动乱的时代。杨师厚就是唐末五代社会巨变中,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后来成为朱梁王朝的股肱之臣。杨师厚对朱梁王朝的兴衰成败和五代十国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他在推动朱梁王朝的建立,稳定朱梁王朝的统治、平定朱梁王朝的叛乱等方面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对杨师厚在朱梁王朝的兴起、发展、巩固、覆灭过程中的作用等都做了具体分析与探讨,并力图厘清唐末五代之际的历史发展走向及其内在动因。     

初唐——盛唐边塞诗的摇篮

本文论述初唐边塞诗向盛唐边塞诗发展的演进过程:在初唐前期,宫体诗盛行,边塞诗寥若晨星,到初唐中期出现的反对宫体诗的革命,及至初唐后期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帜,掀起第二次诗坛革命,预示了盛唐边塞诗的到来。     

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

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其创作过程中特定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也会通过作家的审美而对共产生深刻的影响。隋唐以前，中国经历了三百馀年的南北政权对峙时期，政治的分裂与军事的对抗，使南北地区文学创作处于隔离封闭状态，双方各自强化并发展了本地域的审美林征：北地崇阳刚之气，南方尚阴柔之风。隋朝年祚较短，而由唐王朝巩固并发展了政治统一的局面，从而使南北文学各自强化发展的两种审美风尚渐趋融合。总的来说，盛唐诗歌融南北双方发展到极致的两种美于一体，以刚健质实为其骨，以柔婉华丽为其联，两者相依互补，形成了盛唐之音的主旋律。     

漫谈陈子昂复古革新精神

唐王朝建立后，唐帝国的开国君主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延续了’g朝开科取土的文官统治制度，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有机会步入仕途，参预朝政，也由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文章之土”。进入高、武时期在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唐王朝统治更趋巩固的同时，社会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和尖锐，武则天为维护手中的政权，对庞族地主开放政权，谷直言、纳谏净，提拔新进，另一方面又网罗亲信，任用酷吏，清除异己势力。在这样既动荡而又上扬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政治上的变革亦或文化上的变革都有了一定的力量和活动天地。在全新的社会格局面前，旧有的…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盛唐文化建设及其成效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开创了"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局面,进入唐王朝的全盛时期,也迎来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开元时期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繁庶的农业经济以及中外交通的发展,造成了此时文化上的大发展。本文以唐玄宗统治的盛唐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盛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及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对当前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旅顺鸿胪井题记刻石——唐与渤海关系的信物

在唐代国内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中,渤海国是势力最大、辖地较广、年代悠久到几与唐王朝相始终的一个大的藩属。但除了唐代史书上少量有关记载以外,留下的文物也微乎其微。比较起来,旅顺口黄金山下的鸿胪井题记石刻,应说是迄今为止最能证实唐王朝与渤海亲密关系的信物。渤海的祖先历史悠久,商代称肃慎;汉称挹娄、勿吉;至隋,因“勿吉”音变而为“靺鞨”;迄至唐开元二年鸿胪卿崔忻奉使册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之后,才有渤海之称。先是,大祚荣曾于武后圣历年间自立为振国王。唐中宗即位后,曾“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表现了唐王朝对国内部族的尊重;大祚荣也“遣子入侍”,表示渤海已正式接受了与唐王朝的领属关系。但当唐朝将派使者册立封号之际,恰值突厥与契丹在边境上的战争连年不已,以致“使命不达”。及至睿宗先天二年(公元七三一年)遣郎将崔忻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     

历史语境中生命个体的悲剧──评王鸿儒“大唐系列”小说

王鸿儒的历史小说创作已逾十载，迄今已出版“大唐系列”小说六部，即“大唐之秋”系列──《盛唐遗恨》、《大唐歌妓》和《日落长安》人；“唐风晚唱系列──《风尘豪门女》、《风雪陵园妾》和《风流女道士》。这些小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深受唐文化影响并对唐文化仍有浓厚兴趣的日本，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台湾出版了由《盛唐遗恨》更名的《天宝遗恨》；国内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及《大唐悲歌的现代吟唱》。前者认为，《盛唐遗恨》一书较好地揭示了李隆基…     

关于唐中后期政治经济运动的一点探讨

不少论者从多方面论证了唐中后期的危机,诸如宦官专权、朋党斗争、藩镇割据,等等,就王朝统治而言,这些情况确实是困扰统治者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我觉得,它们尚属于政治层面上的“临床表现”。当时真正的“病理性”危机是: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失序,王朝的政治结构面对这一变化未能产生必要的回应,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阻断,并最后将王朝引入深渊。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

关于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但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给人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本文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初盛唐诗中可资说明“胡化”影响的例证很少，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游乐、乐舞等外来影响仅限于宫廷，而宫室、服饰、饮食、绘画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仅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明整体的“胡化”；其次是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艺术等属于文化的表层，传统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属于文化的深层。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华礼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确意识，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以华化为主的基本倾向。因此士阶层作为掌握思想文化的中坚力量，在其诗歌中表现的也主要是对汉文化“涵育无垠”的自豪感，而不是对“胡化”的欣赏或忧虑。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当前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唐代渤海国文学发展述略

距今一千三百年左右，东北的古老民族族之一部———粟末（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古时松花江称涑沫———粟末水）南迁营州（辽西）。在唐王朝与高丽战争之后，同高丽的遗民一起，在其首领大祚荣率领下，渡辽水越白山，迁徙至松花江和牡丹江上游地区，即如《旧唐书·渤海传》所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弁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之众及高丽余烬，稍之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圣历”是武则天最后一个年号，时当公元６９８年。大祚荣之所以建国曰“振”，系因其父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