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中“说参请”的源流与影响

现存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继唐代的讲经、变文,近承宋代的说经、说参请,以独特的戏剧艺术表演参禅悟道,教化大众.由相关剧作,可以见出宋代说参请的直接影响;元代的佛教剧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研究宋代说参请的资料.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

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 ,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记载 ,旨在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读。将奏事文书与对奏事文书进行批复的诏敕文书对照起来 ,有利于了解当时政务申奏与批复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 ,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 ,论证《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 ,而不能以之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情形     

从“指示”到“意见”看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建国以来,我国行政机关公文种类经历了五次大变化。根据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新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将原行政公文种类中的“指示”删除,增加“意见”这一新文种。相比之下,“意见”较“指示”更加符合公务活动的实际情况,不仅具有指示功能,而且适用范围也大于“指示”,这也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从“理性”观看新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文艺观的区别

“理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努力倡导、用以反对封建主义和神学观念的思想武器,但是,它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变化着表现形式,在文艺观点上表现出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区别。为了反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础——基督教教义,用人权反对神权,自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理性”的口号以来,“理性”就是指的普遍的人性和永恒的人性,是人天赋的辨别真伪好坏的能力。不     

从资本成本角度谈信托融资与证券融资的区别

在“融资多元化”趋势和我国融资“单一化”环境下,信托融资和证券融资逐渐成为两种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本文通过比较多种因素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揭示信托融资和证券融资的区别。并提出:借助于外在信用资源,可建立更适合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信托融资模式。     

“帝释窟说法”与“帝释请般遮”——克孜尔第92窟主室正壁上方和前壁图像及相关问题探讨

克孜尔第92窟开凿于谷内区,主室平面呈方形,纵券顶。该窟主室正壁上方半圆端面、前壁各绘一幅壁画,分别为"帝释窟说法"和"帝释请般遮",一前一后构成连续的故事情节。这两个题材将主室券顶的山中禅修图统摄在一起,将整个洞窟笼罩于帝释窟所在之毗陀山的环境下。克孜尔第92窟被视为早期洞窟,其洞窟形制及壁画组合与后世陆续开凿的中心柱窟相似。中心柱窟的功能偏重于礼佛供养,主室内部以菱形山峦、动物形象等模仿了山林环境,透露出山中禅修的气氛。     

“行事”与“形式”——从语篇实践角度看征求意见

文章介绍了批评性语篇分析、语篇实践、话语秩序、语体链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发改委起草的《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以及后续发布的《解读阶梯电价方案》、《征求意见情况》等语篇的解读,从政府话语与公众话语的关系的角度可知,在现阶段政府的话语权相对于公众处于主导的地位;再从语体链的角度分析,政府通过语体链的运用,引导或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可见政府是通过一系列语篇实践来控制、推动此次改革的。     

陶渊明“真意”探微——从沈从文一篇遗文得到的启示

在陶渊明的诗中,南山和商山是各有含义、语境不同的,陶渊明所敬仰的商山四皓是高洁隐逸之士的典型,并不包含沈从文所说的出山辅政的因素。但沈从文的遗文仍具有启发意义。过去谈论陶渊明多从老庄以来的道家哲学以至于魏晋玄学思想这一传统中追溯渊源,但今天看来,还应该从商周之际隐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际隐于终南山的四皓等高蹈远遁之士的隐逸传统中揭示源流。只有把领悟宇宙真谛的自然观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精神特质和诗歌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之所在。     

试论“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区别

“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观点在提出背景,含义,实质,逻辑前提,思维方式以及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存在着差异,不能把“天人合一”思想看作是“生态和谐”理论的哲学基础,更不能把二者相等同。     

“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的区别

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从用词和思想上都继承了民本思想的合理之处,但又与之存在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所针对的问题、价值观、历史观以及实现路径的不同上。对"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进行区别,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以人为本"科学内涵,还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从“以人为本”的视角谈解放思想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解放思想,要抓住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从以人为本的视角谈解放思想,就要从见物不见人的单纯追求GDP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就要从新世纪新阶段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实际出发;就要坚持出点子、作决策、订举措都符合人民利益标准.     

批判与继承——从“行为”的现象学看胡塞尔与布伦塔诺意向性的区别

从胡塞尔在“意向性”学说上对布伦塔诺的继承事实出发,《逻辑研究》的第五研究,试图表明的正是通过对布伦塔诺学说中相关术语和命题的批判,从而对其学说进行所谓的“清理”。胡塞尔以此为奠基,进行理论的扩展和深化,最终开创出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现象学。     

从一篇振聋发聩的谈话而引发的思考与乱弹

201O年3月4日,《参考消息》发表了《第二个世界新秩序》一书作者、俄国著名政治学家尼古拉·兹洛宾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国需要更出色“推销”自己》。在这篇谈话中,兹洛宾认为,中国要有全球竞争意识,但如果中国“是个为西方生产廉价商品的国家,这不是竞争”。     

徘徊于雅俗之间——从一篇小说的改写谈拟话本小说的夭折

以往学术界对于拟话本夭折原因的探讨,始终停留在对拟话本所处外部环境的指责和其自身缺陷的分析上,至于造成拟话本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则鲜少涉及。文章以《薛录事鱼服证仙》为例,拟从文人写作心态的角度入手来解答这一问题。通过其与原始作品的比较,指出在其改写为拟话本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雅化与俗化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的并存反映了文人写作中既想表达自我又要取悦市民的矛盾心态,而正是两种倾向的相互抵消造成了拟话本作品的平庸品格,致使拟话本的文人化无功而终。     

从“国学热”谈民族文化的振兴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振兴。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意义深远而重大,承载着炎黄子孙的强国梦。与20世纪的中西文化论争一脉相承,都是在探索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重铸民族之魂,振兴民族的精神。     

试析“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的区别

"公民记者"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兴概念,是对混合了公民和记者两种身份的特定人群的定义。近几年,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公民参与性的增强等,我国也陆续出现不少"公民记者"。他们在报道许多公共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使其渐渐为民众所熟悉。本文从对公民记者的概念的梳理出发,以"公民记者"周曙光先生为中心分析案例,同时结合另一些"公民记者"的案例,如博客写手"老虎庙"等,试通过与职业记者的对比,概括总结"公民记者"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以期对其有较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发挥其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     

从哲学语言学视角谈“看见”与“看作”的语法关系

关于“看见”与“看作”,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观点是,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存在着相似性和相互联系。不过,不论讲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相似和联系,人们都是在语法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理论的意义上而言的,都是基于语法描述而不是理论和经验研究。　　一、“外在标准”:“意义理论”和“格式塔理论”误区的途径　　无论是心理学中的内省主义还是格式塔心理学,都把视觉经验从根本上与一种所谓内在的心理印象或图像关联在一起,似乎它们之间不同的关联方式就是我们的视觉经验究竟是“看见”还是“看作”的理论根据和标准。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心理学的这…     

再谈“是”与“真”——从现象学家的视角看

事物情况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主观性,二者相互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认识是不是一致,都会引发争论,会涉及与真相关的争论。有人会说事物是这样的,有人会说事物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人们会认为,事物情况如其所是才是真的;而且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的,他人的不同认识不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认识与世界相关,与人相关;另一方面认识涉及语言,涉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涉及真假。简单来说,认识涉及语言和逻辑。“是”与“真”则是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所以,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精于心 简于形——从“功能”“效果”与“影响”谈传播理论整合

传播的“功能”“效果”与“影响”,作为彼此相吸的理论散落于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甚至传播学研究的不同领域。比较、梳理三者的定义,“作用”完全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这并非在“咬文嚼字”,它暴露了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上。如果一味地铺放理论、堆砌内容,学科框架必然断层,理论体系必然错位,初学者也易于陷入思维的困顿挣扎。鉴于此,整合传播学理论应立足于结构简练、内容精辟,即“精于心,简于形”,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