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大本营公报》释疑

<正>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下称《大本营公报》),是研究孙中山后期政治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最早一号《大本营公报》的发行时间为1922年1月30日。 该号公报“附录”之“启事三”称:“本报每月出版一次,每册售银毫半毫,自二月起增多一次,每册售银毫半毫,每月定十五日、三十日出版。”迄今所见者,1922年发行的仅有“第一号”,而无后续,何因?是发行了     

孙中山与港澳地区的关系

港澳地区,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接受近代中高等教育、萌发改良与革命思想的地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早策源地。在孙中山先生的人生旅途和革命生涯中,其在香港、澳门的活动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而今,香港、澳门历经百年沧桑已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之中,回顾孙中山先生与香港、澳门地区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海港建设与对外开放——孙中山实业思想研究之二

孙中山在《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一书中写道:“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而海港之建设,则“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足见他对海港建设是非常重视的。一孙中山重视海港建设是同他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痛感闭关不足以立国,认识到惟有开放才能“并驾欧美”,故在他的论说中反复强调必须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他即明确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体恤商情”,实行开放、保商政策。他说:“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     

孙中山与香港

孙中山与香港尚明轩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与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有过很深的因缘，他视香港犹如‘咱己的家乡”。在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中，长期与香港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探究孙中山与香港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深入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     

孙中山早期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1879年至1892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既是晚清中国较早全面认识西方现代文明、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先行者,亦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卓越建构者。青年时期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中国若要摆脱积弱积贫、民不聊生的困境,就必须步入现代化道路。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前,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形成之早期。宏阔而敏锐的世界眼光,触发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广博而丰富的西学知识,则成为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源泉。孙中山早期中国现代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实现农业、教育、工业、经济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方面,旨在通过“改良”与“革新”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救国济民”。孙中山尽量汲取被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紧密结合晚清中国之具体国情,致力于探寻谋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与广州商团叛乱

1924年广东酝酿着一场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风暴。虽然它还处于萌发状态,但已经展示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曾有过的深度和广度。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举起了反袁和护法的旗帜,继续同攫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和各派军阀进行斗争,经历了“艰难顿挫”的十年时光。孙中山虽然到了濒于绝望的境地,但他始终坚持探索和追求,积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曙光,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精神检验了过去的活动,回答了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从而确立了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了国民党,开始建立革命的武装,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孙中山的上述作为,使得广东成为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必然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仇视和破坏,首先是英帝国主义伸出了反革命的触手。因为“……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广东革命化意味着它对这个富饶和重要的地方丧失了控制权,也威胁到它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重要据点之一的香港。所以,英帝国主义“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同时,又加紧勾结和利用依附于它的广东买办阶级,把他们控制的商团变成一支反革命别动队,以便在革命的心脏——广州策动反革命叛乱。1924年10月发生的商团叛乱,成为当时民族、阶级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桩事件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一方面,是广州革命政府同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以及地主豪绅掌握的部分“乡团”)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革命营垒内部的斗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军人同国民党右派、中派、假左派以及侧身革命队伍的军阀的斗争。从八月初旬扣械潮起,直到十月中旬商团叛乱被弭平,事变进程十分曲折复杂,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变生肘腋的商团叛乱,对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曾经有过犹豫和动摇,甚至一度作出过错误的北伐决策——这主要是国民党右派、中派对他实行包围和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重要的是孙中山及时克服了这些消极因素,在关键时刻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主张,对商团叛乱进行了镇压,从而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策源地。     

《大本营公报》发行时间质疑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 (简称《大本营公报》)是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设立的军政合一政权———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 ,里面收录了大量以陆海军大元帅 (即孙中山 )名义发布的命令、训令、指令、批示、法规、文告、宣言等 ,是研究孙中山后期政治活动的重要文     

论孙中山开发广西的思想主张

开发广西是孙中山开发建设中国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孙中山开发广西主张的提出、开发的内容、方法和理论之根据等方面的论述,冀以促进对孙中山物质建设理论的研究,并为今天广西的开发和经济的振兴提供借鉴。 一 1921年援桂讨陆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旧桂系陆荣廷在广西的统治,使两广基本上得到统一,这为广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战争结束不久,孙中山决定取道广西北伐,并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4月,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在广西驻扎半年之久,就在这段时间,孙中山作了多次演讲,将开发广西作为广西的“善后方针”提了出来。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三民主义”最早产生于岭南，主要得力于岭南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然在孙中山的周围还有一大群岭南人，他们与孙中山意气相投，最早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讲解和发挥。可以说，“三民主义”并不单单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创造，除了孙中山之外，其他的岭南革命分子对“三民主义”的创立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地处岭南的香港，是反清思想的一个发源地。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清政府便不能把它的统治力量伸展到这个小岛。许多不甘臣清的岭南人便把这里作为他们暂时脱离清朝统治的避难所…     

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悬海外。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质。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二者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不但可以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     

孙中山与截留粤海关关余的斗争

<正> 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后,带着刻骨铭心的教训,也满怀着复兴革命事业的希望,由上海经香港,重返广东民主斗争的战场.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复位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三临广州主政,确实不同以往.他在总结两次护法运动的教训基础上,公开放弃了护法的旗帜,并且在苏俄代表以及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开始放弃了对外国列强的幻想,初步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迈出了他晚年最有意义的一步.广州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的斗争,正是发生在孙中山思想的这种激烈变化之中.     

儒学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在他晚年回顾毕生事业时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蹟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所说的吾国固有的思想,范围当然很宽,但其主流应该是十九世纪后期仍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在孙中山的自传中曾叙述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八岁时……再往夏岛,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之华盛顿焉。”他在香港学习时,“见校     

辛亥革命史上不容忽视的"插曲"--1905年秋留东学生富士见楼迎孙盛会的历史内涵

1905年秋在日本东京富士见楼举行的留东中国学生欢迎孙逸仙大会,是留东学界首次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也是孙中山在海外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这次盛会由于被安排在同盟会筹备会议和正式成立大会之间举行,因而其意义实际上已经不是“欢迎”二字所能概括。它是孙中山确立其革命领袖地位的关键步骤,是中国同盟会成立的重要环节,也是孙中山革命主张在留东学界的首次公开宣讲。通过富士见楼欢迎会,孙中山彻底纠正了他在一些人头脑中的“草泽英雄”的形象,开始在革命党人中间逐步确立起其思想权威的地位。     

北伐战争与梧州

梧州，这座风景绚丽、历史悠久、在近代有着“小广州”、“小香港”之称的城市，曾与“北伐”二字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取道广西的北伐，或者是１９２６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都与梧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反映了梧州和广西曾有过的光辉历史，体现了梧州和广西人民对孙中山和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北伐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一、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取道广西北伐与梧州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出兵广西打败陆荣廷旧桂系后，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削平内乱、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即乘战…     

孙中山香港演说补遗

<正>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经由香港返国,于1911年12月21日下午在香港中环兰室对前来欢迎的粤省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代表发表演说。大陆版的《孙中山全集》和台湾版的《国父全集》中均未收录这次演说。1912年1月2日上海《时报》“广东初三日临时省会会议纪事”一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谨录如下:是日一点钟开会,八十九号代议士邓慕韩登台发言:“鄙人因孙中山先生莅港时亲往欢迎。其时港商百余人     

"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与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

围绕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研究这一课题,学界在孙中山进入清政府驻英使馆的方式上存有两种论点：一是绑架说;二是自投说。孙中山本人对自己进入使馆的方式,先是称被“绑架”,后改为“自投”。无论是“绑架说”还是“自投说”,均无法合理解释涉案双方的材料。如果把“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纳入分析的视野,则从孙中山避难香港起的历史发展线索就比较容易得到合理解释,不但可以印证孙中山方面的材料,而且可以解释清政府方面的相关材料记载。为了推动革命宣传,改变处于困局中的反清革命,孙中山主动策划了自己被清使馆囚禁事件。通过分析两方的材料,可以认为,孙中山被囚禁于清使馆是一次有预谋的自投。     

孙中山关于“心性文明”建设的思想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把千头万绪的建设工作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叫“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叫“心性文明”建设。这种概括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创议。这里所说的“心性文明”建设指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孙中山在使用这个词的同时也使用“精神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等词,都是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的。本文仅就孙中山关于“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作些探讨。孙中山关于“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从两个文明相互关系来考虑精神文明建设。他说:“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这段     

孙中山和国民革命

<正> “国民革命”的口号,孙中山早在一九○六年为同盟会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就提了出来,并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此,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毕生所从事的革命运动,都可以称作“国民革命”。但是,从严格意义看来,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真正涵义作进一步的阐发并付之实践,应该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而人们普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     

近代港人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及其经济思想

何启(1859—1914年),字迪之,号沃生,原籍广东南海.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后赴英国留学,学医和学法律.光绪八年(1882年)回香港,任律师.十三年创办雅利氏医院,附设有西医书院.孙中山即于这一年进西医书院学习,故同何启     

试论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

<正>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理论。“以党治国”思想,就是这套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孙中山的治理国家理论,对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形成有其重大影响。对我们今天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政治体制,仍然有借鉴作用。本文试就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谈些粗漏之见。 一 “以党治国”,按孙中山自己说,就是以党“握权”,“将党放在国之上”。他说:“现在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显然,孙中山把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程度,作为衡量“以党治国”实行程度的标准。在以党握权的命题之下,孙中山的“以党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