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

《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此传以李白为“山东人”,大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亦属无稽。唯与孔巢父等隐于竹溪,集中有诗可证,当为实录。因传既以李白为山东人,故叙其事于“少”时。《新唐书》本传纠正了旧书关于李白籍贯的错误,但仍叙竹溪共饮于天宝以前,改为“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     

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

《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此传以李白为“山东人”,大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亦属无稽.唯与孔巢父等隐于竹溪,集中有诗可证,当为实录.因传既以李白为山东人,故叙其事于“少”时.《新唐书》本传纠正了旧书关于李白籍贯的错误,但仍叙竹溪共饮于天宝以前,     

李白全面接受钟嵘《诗品》的原由探析

本文为《李白诗文与钟嵘〈诗品〉》的续编，着重分析李白全面接受钟嵘《诗品》的原因：（一）李白与钟嵘都是革新诗歌的有志之士；（二）二人以“兴寄”为中心的诗歌理论有一致之处；（三）李白为钟嵘所品诗的著名诗人的思想、道德、生活、创作所吸引。     

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

通过对“两序一碑”以及近世李白研究成果中不实之处的重新检核，否定了上述史料的权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对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的关系，别有隐衷含混不清的家世，至少通晓一门“外语”以及具有西域人种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考证，肯定了“非蜀中说”完全可信，得出了李白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本非汉人、亦非边疆民族的结论。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商贾家训探析

商贾家训就是作为父兄的商人对其子弟的教诲、训诫。在宋明以前，虽然在贵族仕宦和儒者的家训中充满了鄙视商人的观念，但不少商人却能自尊自重、敬业乐业和传业子弟。这是古代商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商贾家训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隋唐时期的沉默，宋代因土商结合而发生转折，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一、中国古代商贾家训的发展最早明确肯定商贾家训价值并加以提倡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管仲（？一前645）．齐国有重视商业的优良传统，其开创者姜太公就当过商人，在肉铺里“鼓刀扬声”（屈原：《天问》）．割肉叫卖…     

论李白的“狂”

中国历史上,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狂士”、“狂生”似乎历代都有。比如先秦的张仪、苏秦,西汉的郦食其、东方朔,建安时的祢衡、孔融、刘桢,魏晋时的阮籍、稽康等,都以“狂”著称于世。但这些人都不及李白。李白的“狂”为时人称道,更为后人仰慕。他自     

从《华阳国志》看巴蜀世风的演变

从《华阳国志》看巴蜀世风的演变史建群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了公元４世纪中叶以前巴蜀等地的历史风云变幻与地理状况。本文试图从《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中，寻绎古代巴蜀世风演变的轨迹，探索影响世风演变的种种原因。“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     

“石墨镌华,颓影岂忒?”——新旧唐书李白传记的史料问题与文学风格

新旧唐书李白传各有千秋,在资料采集与文学写作方面,体现出有所不同的风格追求与耐人寻味的采择,其中有些为人诟病的“错误”,似乎并不简单,包含着时人的文化认知、寓意,未必“错误”.如李白“山东人”一说,就颇可商量.正确与否并不因时间先后而判断,有些名文、“信史”反而值得推敲,如记叙李白的李、范二文,以及李白时人的魏万文,旧唐书李白传似未见过或全不采纳,令人寻味.新唐书李白传显然更多文学描写渲染.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

葛景春先生《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一书不是对李杜进行简单的优劣品评,而是深入到唐代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论述从李白到杜甫的诗歌流变的现象与原因。他从李杜所处的时代的变化、文化诗潮的转型以及李杜自身原因三个方面对李杜之变进行研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剖析了以李白为代表的大唐盛世浪漫诗风向以杜甫为代表的衰变之世写实诗风的转变。     

李白之父考异

李白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对此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说法: 最早的说法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这种说法显然不可靠,因为李白写的《任城县厅壁记》根本未提到他父亲曾在此作过县尉,而是说:“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记,辄记于壁”。可见他是路过任城,而非家居任城。在李白的诗中也多次说他是从外地迁到山东寓居的,如“余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从李白的诗中还看出,他寓居在山东的家并未在任城而是在沙邱。如“我家寄在沙邱旁,三月不归空断肠”。“我来竟何事?高卧沙邱城”。李白写了好几篇怀念居住在山东的子女的诗,情感很真挚,但无一句怀念其父的,足见其父并未在山东寓居,更不会在任城作官。     

略论丁佛言的古文字研究

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说：“近世山东治古文字学者，黄县有丁佛言，临清有吴秋辉。”①本文拟探讨一下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丁佛言先生的古文字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丁佛言，名世峄②，字佛言，晚号迈钝，别号松游庵主，还仓室主。山东黄县人。关于他的生年，学术界...     

李白从是非辨

关于唐代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时加入永王李磷幕府一事，后人往往为他开脱，语多偏袒。本文通过对李白《永王东巡歌》等诗歌内容的分析，证明李白对李磷的图谋是清楚的，他也想趁世乱之机拥立永王，藉以攀龙附凤，唐王朝对他的处罚并不过分     

自欺欺人式的希望·攀摘彩虹——李白《古风》与叔本华人生哲学比较之二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表达的“登真度世之志”,恰为叔本华人生哲学之“自欺欺人式的希望”;前者描写的“慕功名”的自我等同后者所述之“急切地想攀摘彩虹”“总爱以一本趣味小说的形式去憧憬自己的人生历程”的青年人。     

论两汉的“游敖子弟”

两汉的“游敖子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权贵子弟，代表了两汉游侠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任侠群体。“游敖子弟”的任侠之行，给闾里社会的“治”与“安”造成了消极影响，然而他们却成长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基础。本文试图以“游敖子弟”的性质、社会根源以及归宿等为切入点，来认识两汉时期这类特殊社会群体。     

李白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何念龙研究员新著《李白文化现象论》读后

“李白文化现象”和“三型李白”论（“历史原型李白”、“诗艺造型李白”、“传说塑型李白”），是《李白文化现象论》对李白研究所提出的创意性的理论架构和全新的学术话语。《李白文化现象论》突破了该研究领域那种单维度、线性型、平面化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有助于探索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迷踪谜案。从而为李白研究的深化奠定了的基础。     

“客寓”的诗思:认识李白的基准

“客寓意识”是认识李白的“基准”，这种“客寓意识”首先与李白的生地和家系相关联；其次，在十多年的蜀中生活期，李白觉察到了自己生地和家系的非正统性，从而加深了他的疏离感和客寓意识；最后，天宝初年的长安体验，以“谪仙”称呼为内核的李白诗风，以及将这种文学的、社会的体验在言行上的自觉化，成为李白“客寓意识”的鲜明表征。     

关于李白“捉月”传说──兼及临终传说的传记意义

关于李白“捉月”传说──兼及临终传说的传记意义松浦友久（一）引言李白晚年在长江采石矾醉酒入水捉月沉溺而死──这一传说已成为李白诗风和人品的象征而广泛流传于世。在一般中国诗人中，可以说李白是传说最多的一人，“捉月”传说只就其描绘了诗人一生中临终场面这点...     

李白游仙醉问题初涉

吾读太白诗,喜有浪漫味。大不满现实,遂为游仙醉。——陈毅《冬夜杂咏·吾读》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诗国天穹中一颗奇异的巨星。千百年来,他以“诗仙"名世。前辈诗人贺知章赠给他“谪仙人”的美名,同辈的伟大诗人杜甫记载了“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令闻逸事。而李白也确曾自命为“酒仙翁”。这些富有个性特点的称号,直接关联着李白的“游仙醉”问题。游仙与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