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论法理型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

政府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权威的维系是政府首要的利益。文章着重阐述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 ,通过对权威、权力、政府权威、合法性等一些基本概念的释析 ,以及对传统型、卡里斯马型和法理型这三种权威类型的分析、比较 ,得出了法理型政府权威是历史发展方向的结论 ,并提出了法理型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为构建法理型政府权威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单位中的权力关系

传统政治学是研究权力的,但往往只局限于研究国家与政府中的权力。实际上,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国家、政府中存在权力关系,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中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为了避免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我们有必要发挥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把权力放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以便弄清各种权力的来龙去脉。一、权力与权威在分析社会单位中的权力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一下权力与权威这两个范畴的含义。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权力下过定义,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权力的界说影响最大,他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权力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在中国由传统型国家向近代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满权汉移和权力由中央下移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政府得以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暂时度过了统治危机,但是也造成了晚清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和中央权威的衰落,这种局面又使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徘徊不前。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推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系统过程。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动态调整过程,以省级政府这一权力清单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为研究对象,基于过程追踪框架对我国31个省级权力清单历时性实施状况进行剖析,探索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并从推行过程的经验材料中发掘其现实困境表现及其成因。根据上述分析,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建构统一信息技术平台等路径出发进一步提升权力清单制度效能。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运行:特征、现实基础及其变革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是研究我国政治权力运行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在运行上具有权力的集中性和等级性、权力界定的非确定性和行使的非程序性、权力负责机制的双重性特征,在体制上具有权威主义的特征。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它有其现实基础。其变革的趋向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对党的权力行使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以及对党的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     

电子商务与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下的农村社会发展

权力具有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的力量.新兴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掌握新兴技术手段的社会精英也必然掌握新的权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掌握新兴技术的社会精英回乡创业日渐增多,形成了新的权威主体.由此,新的权威参与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中来,分享了传统农村社会权力,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国民政府国家权威缺失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逻辑要求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国家可以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动员力量,将有限的现代化资源动员和集中起来,施于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同时利用国家权威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权威政治是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启动的必要条件。然而,中国现代化启动之时,中国政治却过早陷入权威危机和权威真空的境地。国民政府试图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地方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和国家政权下沉的失利使得其国家权威进一步弱化和缺失,从而无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了困顿。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探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党的政治权威面临着各种挑战,为此,党应从思想整合、利益协调、执政绩效、反腐倡廉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培植广泛的社会基础,切实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威。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的根本问题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建设现代化领导权威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战略选择问题、市民化改革过程中社会结构转型与和谐发展的社会战略选择问题以及基于人的本质及其多重表现样态为基础的人学战略选择问题.本文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转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由被动依附型到主动自主型的彻底转换,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新型的中央政府,树立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新权威。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博弈分析

我国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县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决策过程中,协调其它社会集团（上级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利益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只有保证博弈的双赢,才能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下确立法律信仰的理念,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暗合中确立法律信仰的中国式语境,这需要明晰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力量之源和实现路径。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确立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建立良法之治,在法律移植中实现法律的价值重建;法律信仰的力量之源并不是建立政府的权力型权威,而是建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主治＂理念;在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从宗教信仰中嫁接信仰的精神动力,而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