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

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无罪推定和辩方合理分担是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依照无罪推定原则,控方应对被告人有罪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辩方承担的举证责任从举证能力上必须是其力所能及的;辩方只能对发生概率较低的待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可以要求辩方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我国举证责任的转移和举证责任的倒置一般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例外、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的特殊情形。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由于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容易混淆,如果不从证明责任的概念及分配原则上加以分析,就会陷入 误区。本文从证明责任的由来、证明责任的含义及分配原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制度是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关系到诉讼的进行,而且直接影响着诉讼的结果。国内外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目前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未区分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认定标准模糊,司法操作困难等。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为整个证明责任制度的关键所在,应当首先考虑的三大因素是:便于合理解决案件、坚持公正原则、兼顾诉讼效率。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风险控制原理视角下的证明责任分配研究

刑事诉讼是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解决纠纷的机制,但是在案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诉讼风险随之产生,对风险的有效控制莫过于对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无罪推定与反对自证其罪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衍生出公诉方或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但是在证明责任转移和证明责任倒置情况下则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改革背景下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分配及其完善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分别采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就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而言,在主体、客体和价值追求等方面互见长短,各有利弊.以职权主义为背景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以增强庭审方式抗辩式色彩的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是世界范围内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又一典型例证.在此背景下,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具有了新的涵义,其分配折射出采取削弱法官主导作用和强化控辩对抗程度两大举措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但仍需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程序规则.     

论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的双重性已经达成共识。通过对两大法系证明责任分类背后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司法实践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应进行学理上构建,应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判决,应注重体现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对证明责任转移情况加以辨析。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适用

现代意义的证明责任是指当诉讼中的事实主张不能被证明而出现真伪不明时 ,应由何方主体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适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不同的案件中有着不同的具体适用准则 ,在个案中只有准确把握其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及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才能正确适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人举证责任论要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巨大,基于公平、公正、效率等价值,需要改变传统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当让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不仅应对自己提出的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还需对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反证责任。     

刑事诉讼"幽灵抗辩"对策研究——以被告人证明责任分配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证据规则。然而,这一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给控诉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幽灵抗辩的出现使得这种证明责任成为控诉方不能承受之重,证明责任分配的公平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变得不再公平。刑事证明规则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上出现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先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并最终解决这个困境。     

执行程序中举证责任辨析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性质为危险负担 ,依据该性质 ,举证责任赖以存在的条件是民事争议、民事法律要件真伪不明 ,法院不得拒绝裁判。而执行程序中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执行程序中也就不存在举证责任 ,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推不出这样的结论。而所谓的执行程序中的举证责任仅存在于执行程序中的派生性纠纷中 ,这些纠纷的解决从实质上看已属于审判程序 ,而不再是执行程序。     

主观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必然选择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分为客观证明标准和主观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由于待证事实的复杂性、相对性,以及证明主体、证明标准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主观性,证明标准只能是一元化的主观证明标准。主观证明标准有其固有的负作用,但建立相关的制度可以消除其负面影响。     

刑事诉讼中的交涉-说理机制

受职权主义惯性思维的影响，刑事诉讼中对抗制所具有的交涉-说理机制被忽视。交涉-说理机制的本质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市民社会为其力量源泉，建构理论为其认识论基础。探讨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明确其本质及必要性，并探索其制度实践途径，有利于诉讼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构建，在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刑事诉讼的宪政机理

宪政是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想状态,以民主、法治、人权、分权为其基本构成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分权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宪政机理。民主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产生的前提;法治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指引;分权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机制保障;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     

浅谈贪污贿赂案件的举证责任

实践中 ,贪污贿赂案件经常产生一些疑难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 ,赋予犯罪嫌疑人特定的举证责任作为侦控方负举证责任的例外 ,对于合法、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具有重大意义。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本文在对举证责任的基本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程序的视角确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并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推导出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刑事审前程序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律师本身权利的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许多权利受到了司法实践中的限制和歪曲 ,因此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并以此推动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公诉案被告人不宜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

故意犯罪案件中,侦查、起诉机关承担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已经包括了承担犯罪动机的证明责任。正当防卫事由的实质意义在于对犯罪动机的根本否定。因此,不宜由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明责任,而应当由侦查、起诉机关承担非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     

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倒置与专家举证问题的思考

"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的实施虽然缓解了患者举证的困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诉讼中民事责任的不当扩张。笔者对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医疗机构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从法理学、证据学、医学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阐述了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由专家举证来辅助"举证责任倒置"完成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