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爱国思想以忠君为内核

<正> 王船山以君臣为大伦,为明朝君主奋斗到最后一息,说明——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王船山的以君臣为大伦的忠君观念,成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为明朝君主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王船山看来,要解决社会由乱到治的问题.关键在于臣民必须忠君,在于严格地维持封建宗法君臣的关系。因此,不管君主坏到何等程度,臣民只有救君失误之责任,而无咒君、辱君甚至反君之道理.就是说,即使是暴君在位,也只能听其自亡。他说:     

人欲、成德与王道——儒家人欲观与道德理论的逻辑建构

儒家将修德视为君主治国乃至成就一切事功之本。孔子再三强调君主德行垂范,以道德修为而使天下归心。孟子认为人性其善端可引导扩充为现实道德,荀子对人性中可能致恶的本能欲望进行自觉防范与节制,二人在各自立场上导其善而抑其恶。儒家承认人的求生本能与感官欲求对于维持生命存在不可或缺,在道德层面却依然要求统治阶层寡欲或节欲。儒家道德高标难及,远非现实君主其庸常人性所能堪;其道德操守严毅,惟有志道据德的寥寥数人可属其类。儒家洞悉人性与世事,却再三说服君主从事对抗本能的道德行为。然而儒家以道德手段欲成政治功效的治国思路终究未被采纳。同时儒家思想理念中其道德应有的普遍性、自觉性与自足性皆囿于历史局限而未得以彰显。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论《文子》中的君道合一

凡人皆有局限,君主概莫能外,统治天下的重任又使得君主的局限会被无限放大,这就要求一个没有"人"之局限的君主。为此,文子提出"道","道"没有人的局限,又无所不能,文子要求君主"体道""行道",也就是君与道合一。文子认为从"心"上下功夫就能实现君道合一,通过心的虚静拒绝世俗物欲的诱惑,使精神保守在内,通过心的至诚使精神上通于天,完成君、道合一,这样就能实现文子心目中最好的"神化"政治,这实际上使君主变成了"神君",完成了君主的神化。     

申不害思想新论

学界普遍认为申子在法家中属于“术”一派,认为申子思想讲的是君主御臣的权术。本文认为,申子实际上讲的是无为、因循、刑名三位一体的“君道”。君道就是君主的内在素养,君主只有虚静无为、因循刑名,才能维护势位,公正执法,用臣下之智能,避免情欲的干扰。笔者认为,申子“君道论”是克服君主制内外危机而提出的解决之道。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便成了一个令人手足无措、难以割舍的棘手问题.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意在为统治者“资治”,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他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主张古今之道不变,借此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要求君主取是而舍非;他重人而轻天,注重分析前朝人物品德,区分君之明暗、臣之贤恶,希图法善而戒恶;他编写史书,专供君主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     

论西汉政论文的政治适应

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政论文.西汉一代,政论文适应着政治需要.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是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的适应;论析经济问题,张目意识形态,是政论散文对西汉中期集权政治的适应;阐说为君之道,劝诫奢侈暴政,是政论文对西汉后期衰败危局的适应.     

论郝经的君主观念

金元之际的郝经是一个思"大益于世"的儒士,他总结历史上君主统治的经验,认真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君主的新见解,如君主如何以时进退、君主应"有志于天下"、君主要"以天下为度",等等。郝经的君主观念多数具有导君利民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夷夏之辨的清理,是值得肯定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当然,他的正统思想也使他的君主观念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春秋繁露》与儒学君道观的形成

《春秋繁露》在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从君权来源的角度,强调君权的最高本源是天,从而得出了君主行为必须效法天道的结论。如若君主逆天行事,天就会以灾异的形式进行谴告,直至变更君位和君统。并视“易姓而王”为政治常态,否定了君权的万世一系。由此初步完成了儒学君道观的构建,对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从韩非子看道法合流及其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汉司马谈认为先秦诸子学说"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皆"务为治者也",这既是从汉初当下的多元兼综的政治文化视角回溯诸子思潮,也道出了战国诸学派殊分合流、归本政治的实情,其中韩非所代表的道法家思想理路堪称典型。韩非有意识地援老入法,对老子之"道"作了利于君主专制的形而下改造,并对老子的人性自然命题作了曲解与引申,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韩非所代表的道法合流学说不仅成为秦统一前后的时需应急之策,也为其后二千年的君道同体、君高于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开启了方便之门。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论宋濂入仕明朝前的古文观及仕隐观——当前宋濂研究二热点新探

在入仕明朝之前,宋濂的古文观念经历了由师法司马迁、班固到以六经为本、司马迁及班固为辅的转变,这为他在入仕明朝后向文道合一观念的演进起到了桥梁作用.其古文观念的转变与元代科举程式、婺州理学风尚及师长影响密切相关.得君行道始终是宋濂的政治理想,拒绝元朝之聘、入仙华山为道是他早年所固守的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观念的集中体现,十年后接受朱元璋之聘则是该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这一变化是岁月虚掷、战乱日益加剧共同作用的产物.     

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

从孟子有关不召之臣的论述来看,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要视乎臣的身份(仕还是未仕)以及具体情境(是服君主之役还是君主想见他问道)而定。在臣对君的政治义务问题上,孟子持一种区别主义的立场。孟子的这种区别主义立场与儒家的礼所体现的区别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所理解的人臣伦理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伦理。根据契约精神,当人臣不能成功地展开工作(所谓不得其职),或者当君主不需要人臣的工作(比如言官之言不被采用),有尊严的人臣就应当也有权单方面终止契约——致仕而去。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