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识与史观——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发表的《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的姊妹篇。作者是想通过影视史学来展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景观。文章以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主要个案,从史学理论的视角再谈影视史学。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文心雕龙》所受到的先秦两汉史学思想的影响

《文心雕龙·史传》篇集中了刘勰主要的史学思想 ,刘勰受到了先秦两汉而下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并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运用和发挥 ,成为其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刘勰的历史观念、史学主张以及他对史书作用的认识和与此相关的史学批评观念等方面。因此对前代史学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有助于进一步领会和理解刘勰思想中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疏通今古的理论气度。     

论王袆的史学思想

王(?)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很有独到之处。其特点是受金华儒学传统影响,重经学而不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他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王(?)的史学思想,虽基本仍未跳出传统儒学观念的藩篱,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内容。王(?)的史学思想对明初的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朱本源对孔子史学思想的理论思考

朱本源以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命题为理论起点,着重讨论了孔子史学价值观的三个层次:研究对象与方法、"(道德)训诲"职能及寓文质变化在内的"历史进步观念"。他以《易传》为中心分别考察了孔子"易简"的哲学方法、"变易"的世界观和基于"性命之理"认识的本体论。朱本源论证了早在孟子和司马迁时就已存在的一种可以与西方史学相媲美的"历史思维",并完成了对孔子史学思想的理论构建。     

李则纲《史学通论》的历史教育思想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     

《中国史学名著》与《史籍举要》比较研究——外表相似下的差异性

《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分别是由钱穆和柴德赓两位先生给学生上课时讲义,经整理而成的专门介绍中国传统史籍的专著。如果只是从两本书的书名以及成书背景来看,它们应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两书在所面向的群体、体例、所选讲的史籍、介绍同一部史籍时的关注点以及对同一部史籍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两书的差异性进行必要的研究,对我们更好学习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实践述略

陈平原的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实践起步较早,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如何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使用图像史料具有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关于如何运用图文互文方法从事文学研究的图像理论。陈平原的文学研究著作注重图像与文字之间的配置,强调二者的对话与互证、互动,将图像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陈平原在选择图像史料时注重图像来源的广泛性、真实性、历史性,以便贴近历史现场,复原文学历史景象。     

陈普“晚在莆中十有八年”考

陈普“晚在莆中十有八年”在各类史籍、方志频繁出现，学者大多援引为常。文章以《石堂先生遗集》为据，从陈普的生平经历、交友圈、弟子门生出处等考辨陈普与莆中的关系，以期较为真实地反映宋遗民陈普的历史原貌。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陈白沙诗歌散论

陈白沙是明代最具诗名的理学家,虽颇为文学史冷遇,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诗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学宗自然,要归于自得的陈白沙的道学思想与诗歌实践相融为一,借诗明道。自然率意、主张性情的诗歌追求之下始终有着深沉的儒者关怀与难以割舍的风雅情结。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下)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与解读方法

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     

正确认识和处置史料的五种方法

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