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下中国村民自治权问题探析

当前,作为宪法性权力的村民自治权如何运行对当代中国基层宪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权运行状况的完政审视,分析影响中国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基层权力关系,在宪政的框架内研究村民自治的宪法依据具体到村民自治权的宪法实践,从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良性运行以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现.     

论转型时期社会自治的法治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保持互动,社会自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是自治的保障。适应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社会自治理念,明确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自治权,不断完善社会自治的规范体系,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型,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     

我国公民教育的主题与路径

公民教育是民主国家培育民主政治主体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公民教育发轫于20世纪初近代中国由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所引发和启动的宪政进程中,其发展过程几经曲折。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主题为传授公民知识、训练公民技能、形成公民意识、培养公民品性。学校、社会、家庭是我国公民教育的主要路径。     

从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看自治权的回归与实现——广东省云浮市实施"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的宪政意义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其内涵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当今的村级自治实践中,自治主体异化为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变为村官自治,自治权的行使严重缺位,民主被"虚置",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交织,新农村建设陷入瓶颈.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的探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宪政意义,发现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推行地方自治的试验,发展地方自治民主制,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地方自治与自治权成长

自治就是公民自己治理自己。自治权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自己治理自己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的自治权得以发育和生长。     

关于宪政理念若干问题的思考(续)

建设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理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 ,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协调实现 ,为此必须认真推行好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国家权力。处理国家结构问题 ,应突出地贯彻自下而上组织国家权力、分层次行政、尊重历史所决定的现行行政区域、所有地区平等、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权限公平分配等民主理念。宪政的最大特点之一 ,就是把宪法的实现寄托于宪法自身设计的规范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限定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 ,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并有效制衡的法制上。我们应该从时代精神、现实的政治秩序建立、宪法的政治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法律法制视角来全面理解宪法     

村民自治概念的三个视角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农民群众的自治。作为法治的村民自治,它具有秩序、自由及正义的价值内涵;作为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它是国家宪政框架内的制度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作为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它的实际运作过程是由村民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过程,从而构建起一个以自治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宪政视野下村民自治概念分析

村民自治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力,其良性运行对于我国基层宪政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对于促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将从宪政的角度分析村民自治的概念及其宪政价值,反思我国村民自治的运行,进而完善我国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透析

利益代表机制缺失 ,村级制度低水平均衡 ,影响了农村基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构。村民自治要求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 :村民自治有比较灵活的空间 ,形成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制衡关系 ;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制约力量能够有效地限制村级自治权的异化。村民自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 ,提升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高村级自治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发展和完善乡村第三部门。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法律演进、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大民主”向“制度民主”演进的阶段,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法律在完成重大修订后,扩大了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参与范围,进一步规范了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但基层民主建设毕竟是长期和系统的工程,中国村民自治之路仍存在村民参与内在动力不足、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问题,需要在主体定位、宏观政策、民主程序、制度保障等多方面形成路径合力,以确保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稳步发展.     

基层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良性互动的路径研究——以苏州Z市为例

民主与法治是社会和谐的两大基石.社区自治作为民主主体及基本表现形式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诱发性和强制性混合的社会模式转变,和谐社会的构建显然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如何整合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力量,形成和谐社会构建的合力,成为关键问题.而要形成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合力,就必须实现政府基层行政管理权与公众社区自治权的良性互动.本文以苏州Z市为例,对如何实现基层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权良性互动路径进行探索,即以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界定为先导,配之以衔接机制创新和绩效评估机制创新.     

宪政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文章从宪政民主的构建这一角度对宪政、市民社会进行解析.从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起源入手,重点论述市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下中国市民社会缺位的现实情况提出: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及行业自治的成熟可成为培育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路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预算审议:公共财政的制度根基

现代国家的公共财政目标,内在统一了宪政所涵括的民主理念和法治要求,其实现对规制国家行为和保障公民权利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公共财政制度基础的预算审议,不仅是民主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是现代国家走向宪政民主的试金石.根据立宪主义的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完善预算审议制度,从国家制度层面应重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地方治理层面,以地方财政改革出现的参与式预算为契机,构建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程序机制;从公民权利的视角,则应逐步推进预算公开,落实公民对政府预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论村民自治权实施的监督

自1980年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成立,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村民自治权作为村民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保障村民权利,实现直接民主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家权力纵向分权和制衡。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村民自治权被滥用的现象严重,严重侵害了村民的权利,使村民自治权不能有效实施。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通过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效结合的方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二是完善我国相关立法;三是培养村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从而确保村民自治权的有效实施。     

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的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研究——以茂名市岭咀社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已步入"社区时代"。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制度、组织功能、公民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异化,未能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目标价值。本文在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通过对茂名市岭咀社区走访调查,对该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功能、限度及价值取向

自治权是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超过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特殊权力,从而形成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利益的保护兼顾,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偏重于自治民族的设置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统一与自治”而不是“集权与分权”,才是自治权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治权的配置和行使以不危及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为基本前提.权利和义务是矛盾的统一体,缺乏义务约束的自治权,会助长民族意识,消解国家认同.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使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分享国家权力,能够超越自治的边界,加强国家认同,进而上升到对多民族国家的共治范畴,更有利于国家认同和国族建设.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     

我国自治条例的宪政围城及其解构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核心体现和保障,其制定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五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迟迟未能出台,自治州、自治县已制定的许多自治条例又未能充分体现民族和地方的特殊性。自治条例目前的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制定自治条例不仅仅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重任,更是我国宪政框架内的重要课题。自治条例的制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宪政困境,自治条例处于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博弈、法律体系定位以及本地方各民族关系的重重复杂围城之中,若想突破围城仍需艰苦的探索。     

论税政民主与法治

税政是与税收、税务各有侧重、不尽相同的概念。税政重在"政"字,国家赋税不仅具有经济性和公共管理性,更具有政治性。税政的政治性表现在互为逻辑的两个方面,即税政民主和税政法治,涉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公民财产权、代议机构税收与预算意义上的财政权、税政领域的公民参与、法律保留原则、税收政策法治化、公民税收程序权利、税政与公民社会以及民生和人性等广泛问题。税政概念成为这些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并由此将这些问题的分析纳入宪政话语。以税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因此成为宪政基本制度,人民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在一个现实层面上"民主化、法治化"为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宪政关系。     

论公民社会对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意义

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理论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公民社会对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发展意义重大.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为我国农村社会自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农村社会自治提供了社会权力源泉;公民社会与农村社会自治共同构筑成第三种调整机制;公民社会中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成为农村社会自治的核心主体;公民社会下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农村社会自治民主权利实现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