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之喻——《老子指归》身体隐喻中的思想

《指归》的身体观思想很重要的体现之一即是用身体的基本架构＂心-身＂来比拟政治构成的两个重要元素――君与民。以心喻君、以身喻民表达了严遵对于君民关系以及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解。引入了身体隐喻的表达方式,严遵对于君民关系的论述显得更为明晰。关于君民关系,一方面君民之间既是互为一体,相互感应,另一方面＂民又不谕君之所为＂,这其中的矛盾又得以通过身与心的关系来解决。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先秦儒家身心观及其道德修养论

先秦儒家认为身是人的欲望的承载者,是一种非道德性存在,是恶之根源;心是人之自然情感的载体,是人的道德的来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心作为人之道德性存在,主宰着身,身心是一体不分与相互转化的关系.儒家的身心观论证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修身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身的非道德性因素对道德之心的遮蔽.通过对"身"的调控与心的涵养使身心趋于一致,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我设定,完成人的自我实现.修身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和前提,自我实现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     

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使民"心服":先秦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内核

先秦社会普遍存在的契约活动,为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先秦儒家契约观的内核是使民"心服",即邦国政权的兴与亡取决于"民心",换言之,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与安宁,百姓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邦国成员;但是,当国君严重侵犯百姓或家族利益时,他们有权"革命"。儒家社会契约观与法家社会契约观相比,更注重公意;与道家的相比,更注重"规则";与西方的相比,更注重家庭。     

蛇:女性的神话原型——浅析《丹尼尔·狄隆达》中蛇与女性的隐喻关系

《丹尼尔·狄隆达》是一部由神话意象丰富叙述表层的作品.通过借用民间故事及《圣经》中关于蛇的神话典故,乔治·爱略特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与蛇之间建立了互为隐喻的关系.神话原型对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有着提示和铺垫作用.蛇与女性互为隐喻的关系对探幽乔治·爱略特复杂的女性观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性语言观

梅洛—庞蒂的语言理论是其整个哲学的一部分,它把身体主体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带有其主体性哲学的先天性不足。语言理论首先是在其早期身体理论的背景中提出来的,言语作为身体姿势的一种,是身体主体的构造物,诞生于知觉世界的领域。但他又逐渐发现言语并不停留于此,它还能纵身跃入符号世界中继续生长,为了解释这一生长的动力,他对"身体"概念进行了延伸,从现象身体转移到了隐喻身体,即在知觉世界中,言语是现象身体的功能,在符号世界中,语言有自己的隐喻身体。但他却无法弥合两个身体之间的断裂,并把主体性痕迹带入了符号世界之中。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梁漱溟的责任观与责任的层级

责任观是我们观察梁漱溟重建儒学的一个基本视角。他提出儒家的伦理学以义务或责任为核心,由此阐发儒家责任观的多重含义。他提出"以对方为重"和"互以对方为重"两个主题,从中可引出三种不同的责任观念,即本分、尊重之责与敬重之责。对每个人来说,他主要靠"理性"的认识机制体认其所应担负何种责任。梁漱溟没有对上述三种责任的关系进行说明,这就留给后人一个课题:如何在一个更广的责任层级理论中理解梁漱溟的责任观的意义。根据主体的道德认识程度,可大致把责任分成四个层级:义务;本分;责任;使命。梁漱溟的三种责任观念分别触及责任的后三个层级。尽管梁漱溟对责任观的讨论不太系统,概念表述也有点混乱,但他阐发的儒家责任观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对于责任概念的多维认识和对责任人格培养之途的新探索。     

儒家和谐观探微

儒家和谐观是一种以正确性原则为内在精神的具有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谐观。“和”既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包括主体自身的状况,即人自身的修养。儒家以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这些关系,来实现人生和社会的普遍和谐。因此,以追求和谐为特点的辩证思维也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仍为人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着极富价值的资源。     

试论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本体论上,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以境域式的显示关系代替了线式的揭示关系;从对语言诗化本性的思考和表述上,采用文学化的思维和表达策略。海德格尔的诗化语言观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语言问题上的延伸,即扬弃主流语言哲学传统的主体性的理性主义语言观,建构一个非主体性的诗化语言观——这在西方20世纪诗化语言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杨海文道统是儒学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学的命脉之所在。三卷本的《心体与性体》是牟宗三先生（１９０９—１９９５年）的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他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一、儒典与儒家的重组牟氏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其内容之一是...     

蛇:女性的神话原型——浅析《丹尼尔·狄隆达》中蛇与女性的隐喻关系

《丹尼尔·狄隆达》是一部由神话意象丰富叙述表层的作品。通过借用民间故事及《圣经》中关于蛇的神话典故,乔治·爱略特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与蛇之间建立了互为隐喻的关系。神话原型对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有着提示和铺垫作用。蛇与女性互为隐喻的关系对探幽乔治·爱略特复杂的女性观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道关系的传统命题和儒家的文章观

本文考察了作为对立概念的“文”和“道”的基本含义,简略回顾了儒家文以载道 的历史实践,分析了儒家文章观对历史和现实语文教育及文章读写活动的影响。本文的 主要观点是:作为同文对举的道是一个表示政治思想的概念,把文仅仅看作是反映道的 工具,是一种片面观点,它给文章读写中的先验论留下了广阔的地盘;传统文章观就是 以明道、载道为核心的儒家文章观,这种文章观对语文教育和文章读写产生了极其不良 的影响:使语文教育成为政治教育的劣等附属品,写作上的八股精神,阅读上的牵凿附 会,等等;必须清除传统文章观的影响,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重新观察 文章现象,才能有对于文章的新的认识,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来处理 语文教育和文章读写问题。本文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了被称为语文界泰斗的叶圣陶先生 的语文教育思想,认为叶老为清除语文教育中旧习惯、旧传统的影响,呼号奋发了半个 多世纪。     

由成身到成人:论儒家身体观的宗教性

对于儒家来说,身体不是一种私人性的生理肌体,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功能性存在:既是展示真理的感性符号,又是示敬作则的礼仪之具;既是交通天人的媒介,又是承续族类之永恒的结点.通过对身体的敬持与统筹,儒家将他们作为道德个体的当下生存系连于宗族的延续、天道的永恒.在经由"以身体之"的"学"与"习"而自我敞开、自我装饰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把身体当作了"自我成就"的工具,而且作为了"神道设教"的圣器,作为了向天道献祭的牺牲.     

康德的主体性自由观

康德的主体性学说在康德那里,主体性的基本含义就是肯定人有自由意志,即有独立自主、自我决定的能力。所以,应该从康德的主体性学说入手来讨论康德的自由观。主体性、自由意志,在西方哲学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问题。康德的意义是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的突破。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中国古代身体观念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观，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灵肉对立的二元思维，即使在生理意义上的身体，也不与心灵形成对立，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心”同样也是“体”的一部分，和其他的人体器官的性质并无不同。同时，由于中国人传统的“近取诸物”的思维习惯，通过联想、比喻的方式，由具象的事物引发抽象的思考，生理的身体，也就同时成为了意识的身体。中国古人的身体观不仅与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美学观相互交融，而且显现为整个传统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无论是儒家致力于对社会秩序的重建，还是道家致力于对自然之道的体悟，都是以自我身体的感性体验为起点的。儒家身体观中包含的家国同构、君民一体的认识，道家身体观中包含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都对当今世界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态问题上的关切有着极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