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风格看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

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文化意象丰富,要求译者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文章从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入手,对比分析了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斯的两个英译本对文化意象的不同处理。杨宪益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留原语中的文化意象;霍克斯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可读性强,但影响了文化意象的传递。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再造

文化意象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文化意象的翻译是对译者极大的挑战。接受美学为文化意象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译者要研究译语读者的接受语境以达成视界融合,避免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同时,读者的接受是历史性的,译者要在其不断变化中的期待视野中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以保证文化意象的传递;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到翻译活动中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地再造译语读者更乐于接受的文化意象,真正实现“立象以尽意”。     

文化意象错位的显性与隐性补偿——基于目的论的视角简

在分析文化意象和文化错位的基础上,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对文化错位的翻译补偿策略进行探讨。结论表明：对于文化意象的翻译,应以最大限度传递原文文化意象为目的,灵活使用翻译显性补偿弄口隐性补偿策略。显性补偿主要表现为译者的异化翻译倾向;隐性补偿则表现为译者的归化倾向。     

典籍翻译中方位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考辩——以许渊冲英译《楚辞》为例

意象作为中国典籍作品中一项重要的文化元素,广泛存在于古诗词中,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却给典籍翻译带来不少的障碍。在对《楚辞》中的41对方位文化意象进行考察时发现,译者在处理方位文化意象时,在灵活使用多种翻译策略的同时,更倾向于使用同化策略以避免文化意象的亏损和缺失。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方位文化意象的对比分析发现,汉语文化圈和英语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的共同理解,是使用同化策略并最大程度避免方位文化意象在译语中亏损和缺失现象的基础。笔者建议:不同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没有共同认知的情况下,译者使用"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淡化策略以避免方位文化意象的空缺和迷失。     

鲁迅小说三个英译本中的科举文化词汇翻译

通过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蓝诗玲、威廉·莱尔、杨宪益三位译者的英译本中的中国古代科举文化词汇的翻译探讨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和读者考量。研究发现:三位译者在翻译科举文化词汇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些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相关。蓝诗玲和威廉·莱尔在翻译中采取了让译文接近读者的策略,考虑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视角来看,莱尔和蓝诗玲的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规范——《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翻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来探索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翻译规范,主要发现：（1）不同时代的译者采取相似的翻译策略遵循了相同的翻译规范,这是由特定文本类型本身及其目标读者的内在特点决定的;（2）不同时代译者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遵循了不同的翻译规范,这主要受到不同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主流翻译期待规范的影响,也受到译者本人对潜在翻译规范不同理解及选择的影响;（3）几个不同的翻译规范总是同时制约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在翻译规范互相抵触之时,译者需自己决定对翻译规范的选择。     

诗歌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与重构

意境是诗歌创作的核心,诗歌中的文化意象传达是诗歌翻译的关键。诗歌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语言、文化、意境等方面的重建过程。语言文化差异和译者的文学创造力构成影响翻译中意境传递与重构的主要因素。异化策略、模糊策略等运用在翻译实践中能有效地传递和重构原文的意象。     

从翻译策略看译者的文化立场——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文章以霍译《红楼梦》为例来探讨隐藏在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深层因素，包括译者的文化立场和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译者应当坚持平等的文化立场，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文化意象的传递和翻译

文化意象的差异往往导致传递过程中的语义缺省和冲突。本文就文化意象的传递和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译者应提高跨文化意识,结合异化和归化两种互惠互补的翻译策略,实现文化传真。     

文化意象的传递和翻译

文化意象的差异往往导致传递过程中的语义缺省和冲突.本文就文化意象的传递和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译者应提高跨文化意识,结合异化和归化两种互惠互补的翻译策略,实现文化传真.     

后殖民视角下解读辜鸿铭译经的归化法

我国晚清著名的文化学者和翻译家辜鸿铭,向西方译介了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其译文新颖独特,做法与翻译策略中的归化法不谋而合。本文拟在后殖民理论视阈下重新解读辜鸿铭译经中的归化翻译,通过分析辜氏译本中所运用归化法的特征及其动机与意义,指出归化翻译策略并非总是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它也可以成为弱势民族宣扬其文化文本的意义与价值、赢取理解与认同的利器。     

从关联理论翻译观看广告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

为了增强艺术性和感染力,广告语言常常会融入特定的文化意象。该类广告一般在本国市场能够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但在产品的跨国销售时,往往会遭遇"文化门槛"。由于文化存在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这些原本十分成功的广告在异国的销售市场上可能达不到原本的效果,这就要求在广告翻译时对其中的文化意象进行重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应该遵循最佳关联原则,让目的读者能用最少的努力达到与原语读者相类似的心理效果,获得广告翻译最佳的语境效果,从而实现产品销售的最终目的。     

古诗词英译中意境美再现的要点及翻译策略

作者采用描述翻译学研究方法,以英译诗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就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再现意境美的三大主要问题作了研究并给出对应策略:其一,掌握保留原诗模糊美感与使译诗具可读性之间的度:尽量保留原诗的意象及结构、弘扬东方含蓄美学文化;其二,译诗读来要符合原诗的情绪、节奏,不要因韵损意;其三,目的语读者无法理解的文化因素采用替代、一般化等变通、补偿手段。     

文化意象的有意误译

为了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英语读者 ,必须探讨文化意象的中译英问题。文化意象从一个载体转到另一个载体 ,难点在于译者既要准确表达原文的词义 ,又要使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背景和理解隐含之意。如何克服翻译中的各种障碍与困难 ,看待有意误译的代价与价值 ,是文化研究中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键的“误译”和有意的“误读”

林纾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时,看似好像留下了三种关键性的＂误译＂,即同名异译、删减基督教和增润＂吁天＂,塑造了一个内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汤姆形象。然而,这并非缘于通常所谓林纾不通外文造成的败笔,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误读＂：为唤醒同胞而有意曲笔为之。事实上,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迎合当时接受者阅读习惯和情趣,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普通医学翻译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翻译是译者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应尽最大可能使译文“忠实”于原作,作为科技英语之一的医学翻译也应遵循这一规则。但从现实情况看,译者们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不能使译文“忠实”于原作。本文仅就多数译者在从事普通医学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对应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阐释学翻译视阈下老舍作品中本源概念翻译策略研究 ——基于《二马》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老舍《二马》及其英译本为语料建立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旨在探讨该作品中本源概念的分布及其翻译策略,并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视角,探寻译者如何运用各种翻译策略成功传递本源概念信息,做到最佳阐释。研究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理解本源概念的文化内涵,深刻领会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恰当选用一种或多种翻译策略来阐释和传递本源概念,从而使译者对原文做出最佳阐释。     

论翻译的审美与创美

本文论述了在翻译过程中美的挖掘与再现 ,译者应具有强烈的审美意识和创美能力 ,精细入微地体味原作之美 ,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之美 ,使美的原文与美的译文珠联璧合 ,融为一体。     

《水浒传》杰克逊译本研究——从布迪厄的“信念”（doxa）谈起

信念”（doxa）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工具之一,源自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误识（misrecognition）,是正统与异端的切分。将布迪厄的“信念”引入翻译研究,可与场域、资本、惯习共同探究译本背后的社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水浒传》杰克逊译本1963版和2010版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翻译场域中的信念,在资本上表现为译者进入目标场域实践的资格,在惯习上表现为译者种族中心主义或尊重多元文化的翻译倾向,在场域上表现为译者对行动者间利害关系的识别;杰克逊受其信念影响,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打造出通顺晓畅的1963版译本;2010版译本由爱德文·劳作为编辑,更新人名、称谓与度量衡的翻译,并借用沙博里译本的译名作为副标题;最终译本的背后是多个行动者所持信念的斗争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