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

明政府尊崇程朱理学,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子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诸多共性,即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礼制的普及需要破除恶俗、礼制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现实等。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礼仪的缺失,建立既适应当代社会,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礼制,是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草堂诗余》

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以《草堂诗余》的传刻为线索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拘于《草堂诗余》是明词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陕北说书传统书目初探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政府文化部门和研究者虽然对陕北说书书目已做了初步整理,但由于陕北说书长期依靠艺人师徒间口耳相授,底本不存,现行书目,尤其是传统书目讹误、重出现象十分普遍.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考察和研究.在走访民间艺人和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陕北说书传统书目进行初步整理,希望有助于陕北说书的保护和研究.     

明代《孟子》考据学举要

明人考《孟》,可谓辑、考、注、补、正、辨、校等应有尽有,门类齐全。考证内容涉及广泛,从孟子生卒年月到孟子师承游历,从《孟子》作者思想到字词句章,从名物训诂到典章制度等等,前人考过的问题,明人大部分都有所考,前人没有考过的问题,明人也有所涉及。明人考《孟》,虽广泛涉猎,但关注重点较为集中,成就主要集中于：孟子生卒年月、孟子师承、孟子游历、《孟子》的作者。     

明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明代<孟子>学是中国<孟子>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自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和贡献,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学术领地.明代<孟子>考据学,参与学者较多,著述亦丰,前、中、后期发展不均衡;具有关注重点较为集中、专题研究较为兴盛、体例上推陈出新等特点;同时也明显存在简单重复考证和考证不够深入的缺陷.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从碑刻看明代官方“阴阳学”机构

以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仁爱邑侯永定阴阳生僧巫省役德政碑》为引,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官方"阴阳学"始于元代的阴阳教学和管理机构,发展至明代,更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性官方机构,主官方阴阳学教学和管理之职,兼司钦天监之责,及组织官方的祭祀仪式。而碑文中"阴阳学"的人员包括有职官训术、阴阳生、阴阳僧、巫等,文献记载这些都必须是通阴阳、懂术数之人,其中职官和阴阳生多为世业子弟传承的,而职官的荐举是严格的,阴阳生更是明代世袭阴阳户籍中的力役,所以,明代"阴阳学"是官方掌控属邑阴阳人士的主要机构。因此,该碑文为研究明代"阴阳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     

张载礼学三论

完整地看,张载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学理系统,一套是突出礼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实践系统。以《张载集》以及集外佚书《礼记说》辑本为文献基础,以张载礼学的学理系统和实践系统及其关系作为整体把握的着眼点,从礼之多重根源和体系定位、礼学结构功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题等三个方面辨析张载礼学及其特征。     

论明代浙江旅游的特征及文化成因

明代浙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呈现出以下鲜明特色: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已渐成自觉;宗教圣地统领旅游吸引物的地域分布;旅游著述大行其道,纪物、纪事双线并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成熟的造园理论为景区开发提供的技术支持;二是朝廷扶植佛道的政策对景区开发与游客兴味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三是阳明心学纵欲理论重塑了明代人的享乐价值观,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共同促成了明代浙江旅游的繁兴。     

论明代张璁《嘉靖温州府志》的学术价值

明代张璁<嘉靖温州府志>的纂修有自己的特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我们当今研究明代温州的地理、历史、人物、风俗人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军事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反映了张璁热爱家乡、为家乡修史保存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方志编撰思想.     

《闺范》与“妻”之构想:明代中后期夫妻关系的历史解析

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诸多变化。两性婚姻方面也是如此。万历年间吕坤编刊女教书《闺范》,重视夫妇之道,突出了夫妻关系在五伦中的地位;在描述作为妻的典范女性方面,重视女性才学,将体现女性之"才"的"诗女"、"文学之妇"作为独立类别编撰进入《闺范》一书,丰富了女性评价体系,为夫妻关系中"情"的展示与流露提供了有效途径。虽然,基于传统妇德约束,女性"贤孝"与"贞烈"仍然是评价女性品德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准则,但《闺范》的构想在传统的理想妻子和夫妻关系模式中,为"情"的注入提供了空间。结合这一时期比如士大夫为女性撰写的墓志铭等资料看,吕坤这一对妻的构想与对理想夫妻关系的期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论明代民歌中的世情嘲谑之作

明代民歌的內容极其丰富,除了私情,还有展露忧国忧民和愤世嫉俗之心,并表现放荡自适的情致,揭露社会黑暗,讥讽世风衰败,感慨仕途坎坷以及描绘酒色遭逢的內容,而且以嘲谑的方式娓娓道出.这些內容对体制的批判力量,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应成为世人小心珍藏的一笔文化遗产.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制策之背景因素初探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明代的殿试始于洪武四年,初期多是由皇帝亲制策问,后来多由翰林院的翰林们拟题,然后送交皇帝裁定。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总共进行了16次科考,相应的就有16道殿试制策题目。这些制策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国家而问,历史学在这些制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每一篇制策都要从时政的角度提出问题,鲜明地反映出时务策的特征。在殿试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应试者确实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优越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     

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明代盐法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官商合作来运行的,其目的是调配物资,巩固边防,完成财政周转。这种合作建立在国家对商人财力有所需要的基础上,官、商之间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为使合作顺利进行,明政府针对盐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各种调整,注意商众和政府双方利益。从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商业同国家既有体制具有很大的契合空间,帝制体系与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繁荣可以互洽并行。     

芬格莱特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立场中的孔子礼学研究

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一书是西方世界孔子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芬格莱特运用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言语行为理论,深入分析了孔子的礼学思想,自此从前多被忽视的孔子礼学思想成为西方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芬格莱特从日常生活与"礼"的关系、语言与"礼"的关系、道德与"礼"的关系三方面分析了孔子的礼学思想.纵观他的研究,芬格莱特似乎更强调"礼"之于人的行为方面的特性,而忽视了"礼"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抽象的秩序体系对人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层面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