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基于1989～2008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TATA10.0计量软件,建立联立方程组,运用似不相关方法实证研究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区域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际间城乡收入不均等;从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实证结果看,农村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均等,但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且农村非农就业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延庆县的五个村庄进行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可分为四种类型:收入导向型、工作导向型、家庭导向型和发展导向型。选择人力资本、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耕地占有、家庭年总收入、居住地区位五类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的因素,着重分析它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影响的差异。     

基于农民增收视角下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探究

"少取多予"的农业政策,难以保证长效的农民增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提升农民增收的关键.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低,影响了现代农业发展、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致使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不前.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对于提高农民农业技术的运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充分挖掘农村潜在的人力资源,创新农村教育、农民培训模式,采取学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术培训、卫生保健和医疗保险等措施.同时,为劳动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为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FDI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理与宏观传导机制

FDI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理,主要通过边际收益产品影响收入分配,并在劳动力选择方面为人力资本投入提供较高的补偿,且由于商品市场的垄断地位,为高收入分配在利润获取上提供可能。微观上的收入分配影响,通过宏观的投资、对外贸易和就业扩散到不同地区和行业,形成了区域、产业和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这种差距需要通过软硬件环境建设、劳动力要素流动和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加以解决。     

促进福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研究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目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拓宽福建省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必须从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阐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性,剖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措施与对策。     

金融危机下失业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析

金融危机下的我国失业农民工返乡具有数量较大、时间紧凑、行业集中、影响面广的特点;它直接影响农民工收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农村改革和发展、增加农村的人地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等负面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民工就业的出路主要有:返乡创业、返乡就业、回乡务农、参加培训等,也有留城待业的.在落实细化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方面,需要深化认识、强化措施;资金支撑,政策支持;科学培训,利用机遇;优化服务,开拓市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维权保障,法律救助;重视基层,教育引导;调查研究.搞好测算.     

"拉美失衡"及给目前中国的启示

拉美收入分配公平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偏低、就业容量狭小及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手段的低效率.而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状况既有"拉美特色"又具自身特点.因此中国必须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汲取经验及从"拉美失衡"中吸取教训,制定并实施符合中国现阶段特点的收入分配公平制度和政策、措施.     

社会投资型国家战略与经济增长、福利的良性循环——西欧六国比较研究

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理念已成为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巩固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良性循环的方案。然而,单纯依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之间的良性循环。为了同时实现扩大就业和社会平等,应该在社会政策中做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平衡,并与限制工资水平的收入政策相结合。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影响分析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城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在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中坚持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城镇化战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推进城镇化战略中进一步重视公共政策创新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同步解决好"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的问题,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好这些问题,明确政府责任至关重要.应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权"与"放权"的关系,并重视政府的长效机制建设.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过多、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近年来,我国频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断完善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从实践看,两个政策尚未达到协调的程度.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对就业产生的实证效应来探索两者应通过国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结合起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投资方式,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就业政策配合;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搭配才能缓解就业压力,产生良好的长效机制.     

教育差异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培训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途径。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差异对外出务工动机、途径、行业、回流和收入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收入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最后提出了若干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培训质量的建议。     

生态补偿机制的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

按照主体功能区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及重点开发区相比,其产业发展受限,为实现主体功能还需承担一定成本,相应地也要求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从生态功能区的视角,建立生态补偿受益双方的博弈模型,并根据对区域收入不均衡时纳什均衡的不同结果分析表明,在建立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时,应由承担生态功能的限制开发区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并由优化开发区等区域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     

SPECIAL ISSUE：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industry Inequalit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Urban Income Gap--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税收激励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充分就业: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我国人口基数大,新增劳动力、国企下岗分流人员增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并存,呈现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的局面。同时,存在多种影响充分就业的客观因素,使得就业的数量与就业质量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实行"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并重、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技术创新,鼓励非公经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民主党政府的“农户收入补偿制度”评析——以大米政策为例

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提出"农户收入补偿制度",是其赢得农村选票进而击败自民党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大米政策为例,详细阐述了该制度的由来及内容,并对其进行了评析,认为民主党的这一"农户收入补偿制度"带有明显的大众迎合性,但是民主党政府按承诺照办的可行性较低,坐稳政权后以国际贸易自由化压力和提高农业竞争力为理由灵活对待的可能性反而极高。     

哪些女性进入了城市高收入行业——基于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2013年和201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统计分析显示,高收入行业中的女性占比在2002—2018年间有所下降。采用排序Probit估计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显著增加了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而年龄对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从2002年的“年轻就是资本”,转变为2018年的倒U形曲线关系。农业户口对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在2002年和2013年不显著,到2018年变得显著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业户口劳动力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户籍壁垒在降低;二是这些女性是经过极度选拔和筛选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这种极度选拔和筛选会带来收入补偿效应。政策启示是：如果要缩小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性别差距,消除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准入障碍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应对劳动力迁入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

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当今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这个议题给劳动力的迁出国和接收国带来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最初由移民组成并建设的国家,美国具有悠久的劳动力迁入就业历史。美国在1864年制定的鼓励移民入境法案中,已经专门涉及到劳动力迁入就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走出城市就业的窘境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入，许多城市企业富余职工被排放出来，失业率逐年上升，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与此同时，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打工赚钱，形成了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之后的“第三次浪潮”──民工潮。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会占据城市职工的就业岗位吗？城市劳动就业是否会因此而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呢？两者关系究竟如何？一、外来农村劳动力对城市职工就业再就业的影响许多人担规模庞大的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会造成城市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