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盛世形成原因探析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中,曾经出现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或治世,其中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早以被史家誉为汉唐盛世。文章对汉唐盛世极其形成原因加以剖析,以期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借鉴。     

宋代"稽古之学"考论及其学术史意义 ——从陈瓘奏议说开去

稽古是古代君主稽考前代圣人以修身、治政的传统,在后世的实践中,因参与主体扩大至士人,行为对象兼及经史,稽古表现出治政与治学的不同趋向,至北宋以"稽古之学"得到理性概括。北宋陈瓘奏议中论及的"稽古之学",体现了宋儒希求探明六经原旨的集体追求,同时表现出在疑经变古思潮下,宋人追溯本经、藐视汉唐传注之学,强调经典经世治政社会功用的宋学精神。从学术史角度看,"稽古之学"在宋代的确立,标志着以训诂为主的汉唐"传注之学"发生了重要转折。宋儒以治世为旨归的解经,流于心性之学的樊篱,是对汉唐经学的矫枉过正。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模仿与超越：扬雄经学思想论析——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荒野的呐喊“与“苍凉的手势“——鲁迅与张爱玲的美学风范比较

鲁迅"荒野的呐喊"与张爱玲"苍凉的手势"的美学风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悲壮美"与"苍凉美"--悲剧心理的意象背景,"黑白分明"的强烈震撼与"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启迪;"含泪的笑"与"无声的哭"--"大团圆"收梢的反讽.     

权力与心态:“元感上书”与长安三年经学派系分立考论

经学史上所谓"变古"实发端于武周时期。唐代前期完成经学总结后,经学继而走向僵化。武周代唐产生的政治变革和创新激励带来了经学革新的契机,于是有王元感和刘知幾等人掀起经学变古思潮,从而开辟宋代经学变古道路。长安三年可谓经学发展分水岭,唐代的经学一统变为派系分立。此年发生"元感上书"事件,标志着唐代经学由此显现为变古派和泥古派两大基本派系。两派的经学立场与其政治偏向和心态有密切关系。王元感负气上书,引发论战,变古派受益于武周政局,获得革新经学契机而偏向于亲武;泥古派心态微妙,寄望还政李唐,偏向于亲李而恪守经学传统。武则天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和心理偏好,支持变古派。变古派得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

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盛世"变风蒲翁诗--论《聊斋诗集》中的农村题材诗

蒲松龄的"神韵诗"含蓄蕴藉,委婉冲淡,尤其是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厚度,其纯真感人的诗情和浑朴劲健的风格,是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盛世元音"的异响。这些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骚"传统,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出苍劲清新的风骨和纯朴浑原、率真自然的风格,是应予肯定的。     

承接《论语》精华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应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特别是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主要有"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和"义以为上"的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可以供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参考、借鉴,以形成中国企业文化中的"自律"、"正己"、"爱人"、"慎独"等思想精神.     

刍议毛泽东的民本观与铁人精神的形成

大庆精神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主要代表的大庆石油人在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石油会战实践中形成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发展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大庆精神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是指导大庆会战实践的理论基础,其中毛泽东的民本观与铁人精神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铁人精神体现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主人翁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民本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阐释铁人精神形成对于我们在新时期不断丰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内涵、发挥凝聚和激励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画中丰腴色

<正>今天的人们,总将"汉唐雄风"挂在嘴边,盖因那盛世的雄壮气魄,即便过了千百年,也依然令人心悸向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时光机器,不能穿越到那些令人憧憬的时代,去亲身感受古代华夏大地最恢弘的时刻。好在,我们仍然可以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一窥盛世的华彩与荣光。盛唐绘画,就如同那个昌盛的时代一样,雍容大气,成就斐然。当是时,绘画技术和题材都在前代的基     

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论王逸《楚辞章句》对屈骚的审美批评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井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给予全面的审美阐释,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弦柱思华年：中古乐器诗的悲美

从先秦时期开始，音乐就已经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正是在先秦两汉时期，琴筝瑟文学书写积攒了丰厚的文学养料。中古乐器文学文本的建构正是在吸取了先秦两汉时期乐器书写的文学养料、创作技巧与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古的乐器诗着重对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形制进行描绘，诗中频繁提及的“促柱”“危弦”等演奏技法不仅说明乐器形制的发展与完善，更体现出中古文人欣赏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旨趣。这种文学艺术鉴赏的悲情审美倾向源自先秦，汉代已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作为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而彬彬大盛，到了中晚唐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路上”：流动的诗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散文研究

以张承志、周涛、马丽华的创作为代表的西部散文因主体精神的张扬而具有一种内在、动态的诗性魅力。他们的散文中主体"在路上"的精神求索及其折射出的动态的生命历史感与个性化的超越追求是其诗性的内蕴;同时,西部散文独语式的、流动的文体结构也体现出对主体精神、心灵史的强调。     

古代文论与文化哲学

本文主要探讨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本文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化哲学结合,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示传统文论的历史精神和民族特性,可以使研究者从长期因袭的泛政治化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作者从这一新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汉赋和经学、魏晋风神、唐诗底蕴、宋代理学文化、清代考据精神与古代文论的内在历史联系,作了掠影式的随想。     

浅谈传统经名的法学底蕴——墨家“语经”义释

传统人文学术素以经学传世。但经学的学术底蕴迄今不明。这导致本土学术高低不能以本土标准衡量的现象,墨家学术亦无深入认识的台阶。此文以《大取》关键字考释揭示"经"具有学术水准标尺功能。此功能源于"经"要求文言所含前提与负面判定呼应。这个水准是判罪文言应该具有的水准。"语经"是墨家在继承夏商周刑制思想形成的判罪论证的文言规范。它是本土法学根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