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城市总体规划 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 ——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     

两极交汇的张力——论中国第六代电影的叙事风格

中国第六代电影在叙事风格上呈现为诗意而又残酷、纪实而又魔幻、客观而又热情的两极交汇,这种撕裂感和矛盾性根源于第六代电影人自身文化定位的两难,也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紧张和选择的艰难。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兼论日本的人口政策及效果

一个国家为了保持一定的综合国力,必须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日本人口急剧减少及人口老龄化,不仅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削弱综合国力。日本人口减少从经济价值、国际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国民生活水平、国家发展模式等六个方面影响综合国力。为了应对人口减少及超老龄化,维持综合国力,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的政策,即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兼论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之理论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多面的,想要实现新的叙事模式并构建自成一派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对后现代性话语作出回应和超越。后现代性话语的出场与在场离不开西方社会的文化与危机,但它不但没有反映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现代性问题,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号召力、社会凝聚力、政党公信力等产生了负面影响。以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为例,其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图景和社会方案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匹配与兼容,其执行性更加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于超前与理想化。总结实践与理论,正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现代化发展方向,坚持文明发展特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团结凝聚社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才实现了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     

民主政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论儒家中国对民主政制发展的可能贡献

就既有的民主政制史来看，它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种属）：以宗教性、直接民主以及有限民主为特色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式民主和以间接民主、世俗性、代议制度为基本特点的近现代民主。对民主政制史的考察还表明，它一直处于流变之中，并且似乎也并不存在什么发展的“禁区”，而这为判断民主政制的未来以及儒家中国对民主政制发展的可能贡献提供了启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