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史专著——《浙江文化史》评介综述

由滕复、徐吉军、徐建春、卢敦基、叶建华、杨建华六位青年学者合作撰著的《浙江文化史》一书,终于在1992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省域地方文化史的专著,它弥补了我国区域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浙江文化史》一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文化史研究”的成果终结。自1987年该课题被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列入起,各课题组成员历经数年之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底完成了《浙江文化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浙江文化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述了浙江从古至近代的文化发展史。它     

社会变迁与吴、越国家的起源

近年来,吴越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国际性的吴越文化学术讨论会也拟于明年在浙江绍兴举行。为迎接这一盛会,本刊这期特刊出何光岳、陈剩勇、郑土有三位同志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对于越民族的族源、迁徒过程,吴越民族的社会变迁及国家的建立,吴越文化的个性特征等问题作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本刊在今后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欢迎大家投稿。     

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

一、文化区若干问题的探讨1.浙江文化史的研究事实上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对于浙江这样一个面积虽然不大(全省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但内部结构却异常复杂多样(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文化均如此。)的省份来说,其文化史的研究就必然涉及到文化区的划分、文化区界线的确定、文化区界线的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的复合、发达文化区的转移诸问题的探讨。2.文化区诸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正日益为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证明。在以往国家、地区的发展战略研     

评《浙江文化史》——兼论古代越史中的几个问题

《浙江文化史》的出版,应该被认为是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块里程碑。值得我们从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此书加以重视,加以赞赏。我是在医院里读完此书的,由于整年地忙碌,我已经两年没有参加例行的体格检查,加上几个月来颈椎病的发作,才被住进了医院。入院之始,医生就对我身体的各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现在早已不是用一个听诊器到处扪听的时代,因为科学的、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在很大程度上凭经验的听诊器。而研究文化史也是这样,现在也早已不是单靠在室内查阅文献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从医院里说,诊病的手段已经到达了使用“CT”、“ECT”和“核磁共振”等精密仪器的时代;而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早期文化史的研究,我们也有了诸如“放射性碳素测年”、“热释光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与分析——兼评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史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时代、新史学时代和新文化史时代的发展过程.在传统史学时代由于政治军事史占主导地位,文化史研究被边缘化.新史学时代是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科学技术革命给文化史研究带来了转机.新文化史时代把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转向了社会文化的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虽然国内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繁荣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滞后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大众文化研究、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多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等问题的认识上尚需深入研究.     

注意研究地方經济情况和特点

我们浙江学术界的许多同志在学术研究工作中,越来越感到,明确学术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目的,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是极为重要的。本刊准备组织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态度和方法问题的讨论。除了本期发麦“注意研究地方经济情况和特点、“世界史的研究应当为现实斗争服务”、“不能把古代文艺理论现代化”等五篇文章以外,还将继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欢迎学术界的同意们在这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就不同的见解展开讨论。     

清代广州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消费文化探析

消费文化史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清代广州作为西方文化和消费品输入中国的桥头堡,是清代城市消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本。本文从对外贸易、中西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角度审视清代广州的消费文化,考察清代广州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认为它是在西洋人、西洋货和西洋文明与广州的商业文化结合中逐步生成的,并带有强烈的开放性、世俗性、享乐性、时尚性和实用性。这对研究清代广州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江泽民向查良镛赠浙江史志书籍

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6月号发表查良镛先生访北京后所写《北国初春有所思》的长篇文章,首次披露今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接见情况和向他赠送《浙江文化史》、《浙江方志源流》等书一事。查良镛,笔名金庸,浙江海宁人,现任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1993年3月,查先生应邀访问北京期间,正值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19日中午,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请了他,一起“见故乡人谈故乡事”。下午3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     

近代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创新之作——《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解读

中国的近代文化研究，有当时人研究当代史的传统。尤以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团体围绕着中西、古今、新旧等文化问题展开激烈论辩，众说并峙，层峰叠起，开启了我国近代文化研究的热潮，亦为后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具体、生动的素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再掀热潮，其中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收获尤多。进入新世纪，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更为广阔、精深，学者们所遇到的难题和困惑也更为深刻。     

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很重视对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其文化史观。其文化史现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借鉴西方史学思想的结果。在这方面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西方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史现派以及１９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他重视对国民全体史的研究，倡导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考察历史以及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扬等，都同这种影响有关。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若干问题

我们在这里向经济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了，经济学界是否应当更多地研究一些生产力经济问 题呢？ 本刊从这一期起不定期地开辟《生产力经济问题研究》专栏。本期发表的 五篇文章，提出了有关生产力经济的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希望广大 经济科学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参加生产力经济伺题的研究和讨论。 来稿请寄本刊编辑部。     

儒学与浙江文化

1991年10月31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衢州市政府三家联合主办的“儒学与浙江文化研讨会”,在衢州落下帷幕。研讨会进行了4天,有50多名学者出席。与会者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儒学与浙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并就儒学与浙江文化之关系、浙江文化之特点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宋至明清的浙东学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一些内容,本刊组织了部分学者的笔谈,奉献给读者。     

南朝浙江文学的兴盛及其原因试论

“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平俱集。……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风流息矣”(《南史·文学列传》)。此序概述了南朝江左文学的盛况。其中浙江人才辈出,俊采风流,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研究浙江文化史,不能不对此略加探讨。南朝四代,浙江有不少文学名家,诸如谢灵运、孔稚圭、沈约、丘迟、吴均等,另外,还有许多有作品     

一部开拓性的文化史——评《中国近百年文化史纲》

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史上,“古今之辨”、“中西之辨”此起彼伏,“新学旧学”、“中学西学”碰撞融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景观。中国文化在曲折中发展,在黑暗中酝酿着黎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构筑和建造起来的。不能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一切,便不能科学地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近几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     

民族文化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读《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

民族文化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读《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华剑中华民族有其光辉灿烂的悠久文化，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以往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军事、宗教、语言等方面，而对少数民族艺术史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     

对北京文化史研究的理解与设想

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于今年七月八日共同约请了首都部分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就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竞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本刊特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以期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谈谈北京文化的特点

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于今年七月八日共同约请了首都部分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就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竞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本刊特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以期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有关北京文化史的三个想法

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于今年七月八日共同约请了首都部分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就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竞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本刊特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以期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于今年七月八日共同约请了首都部分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就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竞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本刊特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以期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开展北京文化史研究的两点建议

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于今年七月八日共同约请了首都部分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就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竞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本刊特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以期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