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走向

随着亚洲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崛起步伐不断加快,美国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将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亚太地区。美国政府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认知的变化,即逐步将中国视为是“竞争者”“头号竞争者”“战略竞争者”甚至是美国的“威胁”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美接触、合作、竞争让位于中美竞争、战略竞争和一定领域的有限合作。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新任总统民主党人拜登不仅没有回归中美全面接触战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甚至更进一步地全面深化了中美竞争。了解这一战略变化对于我国如何应对尤为重要。     

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动因探究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超竞争制衡: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日益加剧，守成国家会如何对付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新兴国家?这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超竞争制衡是守成国家在超竞争情境下应对目标对手挑战的综合策略。在超竞争态势下，为获得领先对手的战略优势，守成国家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威慑、竞争与制衡的综合性对策，以发挥战略工具的最大化效能，实现对目标竞争对手的压制。美国印太战略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蕴含着超竞争制衡的逻辑，集综合威慑、极限竞争与复合制衡三位于一体，使中美关系呈现出选择性对抗、全面性竞争、有限性合作的多维特征。本文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超竞争制衡态势将长期化，但是鉴于双边关系的超级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中美双方应保持理性一致和战略克制，需要正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现实，需要超越消极竞争，探索建立“护栏式机制”,努力构建一种积极和良性的竞争关系，以保持战略稳定，避免出现关系失控。未来中美关系会在震荡中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美同盟转型及其区域影响

韩美同盟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发生根本的转型。促使韩美同盟转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朝鲜半岛的内生变量等。韩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路线正在由“安美经中”转向“安美经世”,从过去单纯的“美主韩从”转变为引导、利用美国为其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目的服务。韩国的国家整体战略指向加速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韩三角关系愈加失衡。美国正在借俄乌危机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韩国处在东北亚棋眼的地缘位置，类似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缘区位，韩国应在“齐楚”之间寻求战略平衡。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韩国对华战略分析——以对冲战略为视角

国际秩序在中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革,中韩关系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随着政府换届、执政党轮替而出现政策摇摆变化,因此分析韩国对华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对冲战略为理论视角,从理论和政策层面上,深入分析韩国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对华战略,韩国基于中美相对实力的变迁、不确定环境及可能产生风险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考量,经过成本-收益的综合评估确定对华采取对冲战略,提出在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稳定中韩关系,可以进一步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既有合作空间下拓展更广阔的领域,构建起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美国对大陆、台湾关系"双提升、双施压"及其战略思维冲突

“双提升、双施压”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对华对台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存在不同的判断，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以及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不同的战略思维传统导致不同的对华战略。     

冷战后美国对华“均势”战略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均势”战略,以遏制和抗衡的手段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美国扶植日本充当亚太均势格局下的马前卒,实际上是冷战后期全球“均势”战略的回炉,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所谓与之利益相关的地缘带出现一个强国。形成绝对优势进而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时,美国炮制安全困境理论,挑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以及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疑惧,相互制约,从而形成“均势”,稳保美国的霸权。     

百年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逻辑和实践

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和平与动荡交织并存，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近年来，美国日益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对华战略竞争趋势逐步增强。其根本动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引起了美国霸权焦虑。随着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需要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正当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与美国尽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实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产生矛盾。霸权焦虑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战略竞争政策。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在拜登时期得到全面加强，通过联盟战略聚焦于经贸、科技创新、军事与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企业能力视角下跨国并购动因的前沿理论述评

当代以横向、善意、强强联合为主导特征的跨国并购表明: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实施跨国并购的重要战略驱动力。基于企业能力的并购理论强调与企业内生能力相关的变量,如企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国际化发展战略、跨国组织管理模式、人文和技术整合能力、国际经营经验、组织学习能力、谈判议价能力等对跨国并购的驱动作用,并相应形成国际化战略论、组织学习论、资源基础论、组织能力论和国际经营阶段论等代表性理论假说,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实证结果,但尚未形成逻辑紧密、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最新研究趋势标志着国际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科学正在兴起。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分析

本文从国际体系及国家两个层次，对决定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诸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还较为弱小，不足以在全球甚或地区性问题上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不容忽视，加之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基本点上客观存在的根本差异，造成了美中之间的深刻对抗，进而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虽势必会随情势的变化而在协调矛盾的过程中有相应调整，但其“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战略取向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基于政治—经济视界的我国区域差距解析

区域差距的形成及扩大,影响因素错踪复杂,其不是简单的"经济计算",而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权衡"。区域发展战略确立与调整是区域差距形成的逻辑起点;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差别是区域差距扩大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能力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是区域经济差距持续的社会环境。     

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把发展高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能量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实行不同经济发展带的区域协调、共同发展,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在发展途径上,可采取“水流洼地”式、“借鸡下蛋”式、“杂交优势”式、“空间拓展”式等战略;采取低重心办学,即办学层次以本科为主,无论是普通高校,职业高校还是民办高校,不要追求高学历教育的发展规划,把目标定位于为第一线培养技术人才;同时专业设置以职业为本位,不以学科为本位,培养制造工艺、施工、服务型的专门人才。     

亚太地区在“北约化”吗?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     

美国强化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海域态势感知是美国国家安全和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美国积极推动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参与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网络。在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在印太地区强化海域态势感知布局也呈现诸多新的特点,包括地理范畴上从聚焦东南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拓展、抓手上从偏重军事安全向打击非法捕鱼转向、力量运用上更加侧重海岸警卫队。美国相关布局将提升其对中国的海域态势感知优势,为其强化对华海上围堵、搅局印太海域治理、离间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提供便利。     

从建构主义视角解读美国和平崛起

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更替并不完全符合霸权战争的转换逻辑。在美国独立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英美两国经过不懈的磨合努力,从霍布斯式互动、洛克式互动直至发展到康德式互动,相应地,双方的认同则经历了从敌人认同、对手认同到朋友认同的转变。在认同变迁的过程中,英美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换。因此,认同转换是美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变量。     

后小泉时代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战略调整——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视角

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解释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也为解读日本对华外交的嬗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日本从安倍到野田政府,在对华外交政策领域进行了不断的战略调整,不同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钟摆型结构。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是来自日本独特的国内政治生态的干预变量。国际和国内的变量关系是日本对华政策不断调整的根本动因。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的策略选择——基于“制度对冲”视角的分析

为更好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压力,确保自身的中立性与一体性,东盟试图在中美之间奉行“制度对冲”策略。在东盟看来,“制度对冲”策略是其稀释外部压力的“缓冲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中立方式、应对大国不确定行为的自助机制、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方式,更是东南亚政治文化中精英观念的自然产物。为此,东盟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视为采取“制度对冲”行为的重要机制,旨在以有利于维护战略自主权与地区利益的方式约束中美在本地区的地缘政治行为。未来,东盟的“制度对冲”策略恐难以为继。从东盟自身来看,“制度对冲”策略的可取性取决于东盟成员国的一致性意愿,而东盟仍需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从美国方面来看,通过构建由其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美国试图减少对东盟规范影响力的依赖。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反对任何势力挑拨并制造地区集团对抗,迫切希望能够与东盟共同应对地缘对抗挑战。     

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

世界转型的深入、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促使中美关系进入关键时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精英的智慧。与114名美国权威人士的战略对话表明,在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与世界的未来问题上,美国精英的基本观点是: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为维系全球领导地位,美国进行大幅战略调整,以国内稳定发展和亚太主导地位为优先诉求,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倾斜,并将亚太战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对华战略遏制成分加重。有鉴于此,中国应以长远眼光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具体包括:清醒认识中美实力差距,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战略信任建设,努力消除误解和误判;清晰划定国家利益的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妥善处理分歧;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强化对外文化交流机制;积极建立科学完备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体系建设。